万沐来稿：关于“文革”根源的思考

万维读者万沐来稿：“文革”发生已经四十年了，国人虽对其现象演绎繁多，但对其根源的反思却明显不足。学者及政治人物偶尔谈及，也往往将其归咎于毛泽东及“四人帮”的个人原因。其实，只要不回避问题，就会知道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正如文革结束不久，英国记者访问作家梁晓声时提问的那样，“四人帮”只有四个人，为什么全中国人都会被他们愚弄（大意）？依笔者浅见，“文革”发生从深处讲其实源于社会文化、政治制度、民族心理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文革”是中国君主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从个人方面讲，毛泽东是一个有过人的斗争精神和自我中心意识的政治人物，其领袖地位的产生，是在党内反复角力的结果。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即长期稳固地占据着党内头号位子，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也历史地造就了其唯我独尊、“朕即国家”的领袖品格，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而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对立者挑战，也必然不见容于毛。

毛泽东本人发动“文革”，固然有其巩固个人政权的明显动机，但能够一呼百应，却与当时老百姓集体无意识的“臣民”思想有极大的关系，准确地说就是老百姓也要对“文革”负很大责任。由于四九年后的个人崇拜宣传，毛的文学才华、军事韬略、政治艺术，在一个崇尚武力和文学的国度，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里现代综合形象的幻觉需要；毛的农民背景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某种程度的农民化，在一个农业化的国家正是“君父”的理想形象。毛不仅已经成为中国当时唯一宗教——毛泽东思想的教宗兼中共政权掌门人的政教合一式的最高领袖，也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真龙天子，狂热的群众不断用欢呼声确认毛的一个又一个错误。尽管毛身边的个别领导人已对毛诗人兼军人式的思想体系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屡屡挑战毛的权威，但却无法挑战朝野对毛痴迷加恐惧的思想基础，所以注定了挑战的失败，也注定毛必然利用其群众基础来打击对手以巩固权威。

其次，当时的社会制度催生了“文革”。中国实行以公有制和一党专制为基础的斯大林模式的统治体系，缺乏民主机制，使现实存在的一系列社会矛盾被掩盖。这既造就了毛泽东这一拥有绝对权力的当代君主，也造就了无数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更造成了空前的民生凋敝，如大跃进、三年困难等国人记忆深刻的灾难。由于资讯的封闭，老百姓始终将毛当作“大救星”，却将问题归咎于各类土皇帝，但又敢怒不敢言。“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关于打倒一小撮走资派的指示，让部分长期受压的“革命群众”终于有了伸冤的机会，且乐于被“文革”的发动者利用，确实使一批不得人心的当权者受到了打击。

但由于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及随意性，以及公报私仇的狭隘心理，加上大小造反派头子的个人私心急剧膨胀，本来就极不正常的群众复仇运动，迅速变成了部分野心家的夺权运动，使一大批维护社会秩序的管理者、生产者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更可怕的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被打倒后，仅存的社会管理体系也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第三、中国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影响。中国社会长期受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历代造反者极有市场（多为仇富、仇官型，真正反皇帝者极少）。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即以消灭剥削阶级为号召，这在普遍贫穷的中国是相当有吸引力且深入人心的。文革前一些社会贤达、著名学者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相对较高，这种现象事实上和共产党的理论宣传有很大差别，也与当时许多青年的价值观念存在一定的冲突，长期根植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仇富心理、嫉妒之心也早已使他们处于危险的境地 ，而当政者一旦将他们交由所谓的“革命群众”去处理，大部分处于社会下层的“革命群众”，自然就会把因对自己境遇不满的仇恨转嫁到他们头上，并更投入地针对所有曾经是人上人的“地”、“富”、“反”、“坏”、“右”推行一场更为“彻底”的革命。

第四，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思想意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特定时期的冲突。“文革”不仅是一场反传统文化的“焚书坑儒”式的思想运动，也是一场新时期“义和团”式反西方文明的精神运动。如果熟悉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人都会清楚，体力劳动者阶层和脑力劳动者阶层在思想意识层面的价值判断是很不同的，而中共政权的基础是工农，当政者绝大部分也是来自工农，社会的主流意识即为工农意识，被称为无产阶级思想；脑力劳动者的价值观念则被认定为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是被否定的，而西方文明更被视为一种侵略文明、帝国主义文明，这种思想观念早在“文革”前就深深地扎根在国人心中。有鉴于此，所以文革伊始，以推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为使命的造反派，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采取了一种毁灭式的态度，举凡中国传统和西洋文化的字画、书籍、建筑、外国语言专业都被采取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代表文化科学的专家教授和各类知识分子也成了冲击的重点对象，他们或被定为封建的残渣余孽、或被定为外国特务等各种罪名而遭社会封杀。

“文革”产生的根源是复杂的，笔者在此只是略陈管见而已。值此“文革”四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记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思考。

原载2006-5-20 多伦多《世界日报-枫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