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王者之言》（012）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三、文化史的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六、罗马史的例证
七、新时代的图解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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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人类命运的历史哲学，有两大趋向，一是导向目的论，二是导向循环论。虽然作为当事人的目的论与循环论者，自己并不经常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历史”是意识的产物，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它表达了对运动的感受。而运动呢，每一种运动都可比喻为跑步：跑步要么是为达到目的地，要么是为锻炼体质；前者是运动领域的目的论，后者是运动领域的循环论。抵达地非起点者近乎目的论，抵达地就是起点者近乎循环论。不论这循环花费的时间多少、空间几何，方位、形态各出奇谋，但都不失为循环。
 
有人在生命活动中看出了某种大的目的。也就是说，任何生命的活动，似乎都遵循某种途径，以某种遥远的事物为自己的目的（或曰归宿）。──这样，在生命活动中便体现出某种深刻而难以否定的方向性……或曰“天命”、“命运的意志”。这超验的观念却有大量的经验为其坚实基础，且被自己的内省一再证实无误。令人惊奇的不是这目的及趋向（或走性）的存在，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目的及趋向（走性）却不断改变，难用理性甚至难用直觉来揣摩。尽管对某个体在某特定时刻而言，确实能感到目的及趋向（走性）的作用；但同时，在这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趋向后面，仿佛隐藏一只看不见的手，运用一股永不虚脱的力，来支配并随意变换万物运动的方向……
 
据说，是人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构成上述目的、趋向、走性的基础。因为意志活动的方向，就是整个生命体活动的方向。但是，意志的趋向又怎么产生呢？
 
说穿了，意志的趋向，就是生命体运动中的阻力最小的方向。也就是说，意志的方向对他寄居的生命体而言，是“付最小代价可达最大欲望的道路”。这种解释虽然会使许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勃然大怒（因为他们自命是在按“付最大代价以达最小欲望的道路”在生活，并以此窃窃私语，颇为自得），不过这种怒气或接近怒气的不良情绪，也实在太过分了。因为“最大欲望”、“最小代价”等所指，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型号，也无任何外在的、物质的尺度，可以度量；而完全是就其内在需要而言，是适合于个体而不合于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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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阻力最小”也是相对的：不但要看阻力本身，还要看对抗这一阻力的动力体。如果动力大于阻力，则阻力本身再大，也只能看作是阻力小的。一个人，总是被包围着他的各种内外因素潜移默化，即使自己作出的决定，也不能免去 “受命于天”的种种嫌疑。同时，我们还可以说：动力最大的方向，相形之下就是阻力最小的方向，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意志的方向、生命体的目的所指向处。人的动力往往集中在某些方向上（如酒、色、财、气），并因极大的动力而使这些方向成为阻力最小的。
 
一切被人说出的“客观目的”，其实都十分可疑，而人言不惭的“主观目的”，庶几近乎生活的真实。人，为历史规定的目的，当然都是主观目的，而与客观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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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社会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两者间有无冲突？本来，这两者间不应有抵触，否则必有一者为荒谬（或二者皆荒谬）。但经验却告诉我们，社会生活所追求的目标，经常被历史的发展否决，而历史的目标（如果说历史确有目标的话）则为社会的意识难于接受。即所谓“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而在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永远是被他力拖着或是逼着，走完自己的一生的。
 
总的说，社会生活的目的（或叫“时代精神”或“理想”）应服从（或 “协调”）人类历史的目的（即实际达到的“现实结果”）；人类历史的目的则应总括及吸引社会生活的方向。但事实则不然，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历史上，这两种目的各自呈现不同状态，二者间的关系有时缓和有时紧张。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不可以等同，却是至明的。
 
我们可能协调这两种目的吗？可以使它们合为一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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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目的”？也许应该根本反对这样的提法！
 
“社会生活的目的”？相对上面的提法，反对这个提法的程度也许可以轻微一些：因为人们关心自己总胜于关心他人，即使这他人是最为亲密的；人们关心片断总胜于关心全体，而关心此时总胜于关心所谓的历史！因为人首先是动物，而后才是人；首先是此时，而后才是历史；首先是片断，而后才是全体；首先是自己，而后才是他人！
 
人心相异，有如天壤。有些专家为了说明这些问题，不惜皓首穷经，然而，对“社会生活的目的”这问题的答案，你可以写上二百印张的著作，但结果却是徒使世人聚讼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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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超社会目的之目的、超社会价值之价值，即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而不再固执现有。新的文化，是新生活之结果？换言之，只有导致新文化的新生活，才是可取的。即使是间接地、甚至是从“反动的方向”来导致的！故，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才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趋向，而不仅仅是时代精神或理想中的自以为是。其余一切“有价值的目的”都应从属它！即便是间接地、反动地从属也罢。
 
任何单项的社会生活之目的（享乐、纵欲，战争、疯狂，沉思、学问，建设、保守……）也有其独立价值，但由于它们只是具有短暂的命运，各自只能归于瞬息即逝，结果也导向人们欲望以外的超目的、超价值。
 
可以说，活力论也像目的论或是循环论那样，可以被归属于某种“生命哲学”。即，对世界进行生物性的观察。这生物化的世界观，是为人这一类生物的生存服务的，好像公仆。因而生命哲学可被称为“强调主观的哲学”。（至于那些 “强调客观的哲学”则是另一大类的“主观哲学”，盖一切哲学无不是主观的。）实际上，强调主观的哲学也并不否认世界的客观性，而是或谦卑或狂妄地将这种客观性予以生物化。谦卑的做法叫做“悲观主义”，狂妄的做法叫做“乐观主义”。
 
这样，它们就通过不同的做法把人置于相同的世界中心了，人成为宇宙主宰的爱子。它们这样说出来的话语，是人的耳朵受听的。而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哲学的核心意志，也正基于人的“爱听”上。这时，在人的面前出现了世上不曾有过的光明，出现了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诗情画意？人在世界中心的感觉，给人提供了生命意义，生活希望，生存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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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学，倾吐了生命积极向上的精髓。这样看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的基础与其说是头脑的迷妄，无如说是身体的诱惑。所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等的思想，永无根除的一日，只要人还活生生存在。但是，被囿于生物本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清醒，不要被自己挖掘的防护壕，活活憋死才好！
 
生命哲学所理解的世界，因此不是自在的世界，而只是人的世界，是人的众多观念的集丛。
 
自在的世界，不论对什么头脑和什么哲学都应该是个永久的谜语，永远对一切生物（当然也包括人类）闭锁的洞府啊！因此，生命哲学的巢穴是不得不然的选择。“相对主义”因此成为“科学态度”的最好证明。它对我们人类居于世界中心的幻想，提出必要的清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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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最新颖的活力论者和目的论者都只能是个生物哲学家，因为其余的活力论及目的论都在科学的攻击下溃不成军了。但不论古今，活力论者与目的论者都是些生命力特别充沛的人，他们也较一般人更渴望不朽。相比之下，循环论则是衰微时代的产物。毋宁说，活力论与目的论的说辞本身，也正突出体现了所谓狂飙突进的心态。
 
任何事物，有如生命，若其本身没有失去内部平衡，甚至达到自我毁灭的危机，则反而不善于抗衡外来的威胁……一个社会亦复如是。试想，若无内部动态酝酿的破坏力量，就会缺乏对外进攻的“矛头”，如此则新社会的出现反将惟迟，旧社会的种种罪恶就会“建设性地得到保留”──其苟延残喘，不免成为社会的通病，这才构成最根本、最恶毒的破坏。──与此相比，致命的“死亡腺”，有时反倒成了慈悲为怀的“生命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