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李金华说他得罪的99％是好人？

潇湘晨报报道，6月21日《北京青年报》刊登李金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的演讲。李金华说，中纪委、监察部得罪的都是坏人，被中纪委双规，被司法机关起诉的都是坏人，我得罪的99％以上都是好人。

近年来，审计部门承受着各种压力，毅然向人大提交审计“清单”，对多个部委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管理的违法违规情况一一曝光，揭开了巨大的资金黑洞。被审计的部门和地方政府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慷国家之慨，捞部门和地方利益之实，而且在曝光之后我行我素，屡查屡犯。可为何在李金华的眼里，这些官员依然有 99％是好人呢？

邓小平说过：“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难做坏事。”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财经管理、支出方面出现问题，未必是那些部长、省长、市长的品行存在问题，而主要是相关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但法律法规缺失和严重滞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有时是需要经过一个制度的灰色地带，也常常是这些灰色地带，给某些行政权力留下了巨大的自由空间。

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也适用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也就是说，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社会活动中同样扮演着“经济人”角色，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政府自身利益不但包括公共利益，也包括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当权力可以有多种选择却不必受到制度限制和惩罚的时候，其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对权力拥有者最为有利的那一种。这也正是一些政府部门做了“坏事”被审计曝光之后我行我素的根源所在。

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曾说：“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整肃政府财经秩序，倚赖的不是好人而是更完善的财经制度，或者说，依靠的是好的制度塑造出遵纪守法的好人。否则，“审计风暴”年年刮起，公共财政漏洞年年依旧。

附：“99%的好人”是什么“好人”？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这个部门得罪人比较多。有一次国务院领导同志跟我说你们得罪人，中纪委、监察部他们也得罪人，我说不一样，他们得罪的都是坏人，被中纪委双规，被司法机关起诉的都是坏人，我得罪的99％以上都是好人。”（摘引6月21日《北京青年报》：李金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的演讲）

李金华“得罪”的“好人”是什么好人呢？近年来，他承受着各种压力，毅然提交审计“清单”，对多个中央部委点名道姓一一曝光，揭开巨大的资金黑洞。这些“好人”都是财经上违法违规的责任人。这样的人还是“好人”岂不怪哉？

李金华人们印象中是当代包公，被称为铁面审计长。他为何要把这些人称为“好人”呢？这与李金华的一贯作风似乎不相符合。这样说到底表现了什么意境呢？

第一，李审计长没有尚方宝剑，不能行使包青天那样的锄奸除恶职能。审计署只能在审计范围行事，超越了这个职权范围，审计署就无能为力了。但审计是处理的前导，有问题查出来就得罪人。得罪人太多，就不好把所得罪的人当中的99%称为坏人，那就树敌太多。原来审计长内心深处既不愿意所有的单位财经上都有违法违纪的问题，也不愿意和所有被审计出问题的人站在对立面。

第二， 财经违法违纪的太多，找不到没有问题的。“到哪个单位审计，说这个单位一点问题都没有得几乎找不到。”因到处阴暗，审计部门审计得都怕了。我国传统的法不责众，让审计长只好说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好人，要不然就打击了一大片。

第三，审计长也想为自己申辩申辩。“有一些人就给我们提出来，你们审计机关为什么好多问题屡查屡犯，今年讲挤占挪用，明年还是挤占挪用，搞了几年还是挤占挪用？我一下解决不了屡查屡犯的问题。为什么？最近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分析，违法违规情况不一样。”李金华审计长说。接着审计长以2005年的审计分析说明违法违规的下降，而工作不规范的比重大。而工作不规范比较违法违规性质要轻。工作不规范的错误是好人犯的错误。

第四，审计长是久居官场的人，又是财政执法高官。当然说话办事要游刃有余。把贪污腐败经济犯罪的定位坏人，当然余下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好人了。再者，审计署的职能不是直接办案，而是审查，所审查出的经济问题要分类，并不担任处理责任人的任务，只能把情况汇报和提交给有关部门和向社会公开审计结果。所以在审计这个层面，审计所面对的人都还处在“好人”阶段。

“99%的是好人”透露出审计长对无制度约束，有制度不执行，有制度缺乏应有的监督的无奈与无助的叹息。但是，制度归根结底是人制定的，订制度与否，所订制度有无故意留下的漏洞，有了制度执行与否，执行的程度如何，这些还是归结到人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弄清楚了，因为利益就是不愿意改变，或者只是有个名义走走形式，却依然叶公好龙我行我素，那么李金华审计长就只能无奈地总把 99%的财经违法违纪者称作“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