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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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文化史的“阴”、“阳”两大要素：
一，作为“阴”的，是以生命附加层出现的文化要素；它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二，作为“阳”的，是人类自身的素质。这素质，既包括体质，也包括精神素质（如意志、毅力、决心、悟力、想象力等等），它主要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这阴阳两大要素，近乎孔子所说的“史”（“文”）与“野” （“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顺便说一句，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废了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彬彬”，而提出他认为相反的“要武嘛”，表明他没有理解孔子的意思：所谓彬彬，其实包含文与质两个方面，而“要武”却是片面的野──不仅是野蛮，而且是粗野。而文化的兴盛能否实现，取决于文与质这两大要素之间能否取得内在的协调。孔子论述理想个人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相协，史与野相济：也就是在人的生命素质与生命附加层的“文化积累”之间，取得了有机的并且是向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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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命的附加层丧失其主要功能，并反过来压制人的生命素质时──文化史就进入了“阴”的、“文胜质”的“史”的时期。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奉某种人造的文化附加层系统（或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为某种技术系统）为至高的偶像。而作为其创造者的生生之源的人类生命素质本身，反被贬到次要的、从属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
逐渐地，由于塞本绝源，文化趋于停滞，社会趋于僵化；大多数人的生命素质被凝固住了。但是，不要绝望，无论何时，总有一小撮反抗者（“反动派”）的生命素质，始终不能抹煞，他们顽强地冒出头来，抵制并削弱那些危害生命的人造系统──他们的努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运动的过程常常是矫枉过正的过程。这种抗议与抵制亦然。当其成为普遍的社会运动并发展到极端，文化史就进入了“阳”的、“质胜文”的“野”的时代，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对一切人造系统或多或少采取厌恶与鄙弃的态度。人们崇尚人的生命本身、视身心的健康和幸福为高于一切的目标。
在可能的范围中，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利用人造系统，但目标不是发展这些人造系统本身；而是急功近利的为我效劳。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打破了旧有文化的垄断地位和旧时代的沉闷、压制，刺激了文化的继续生长──文化的生命附加层性质，这时被真正的理解和准确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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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在追逐生活优势时，不自觉地投身于文化创造的运动：目标不是文化，而是生物的人。不是“文”的形式，而是“质”的功用，逐渐使得新的文化层出不穷，但旧的社会却趋于解体。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绝对化，在这时对这种变化起了决定性影响。
用“善恶”观念来解释“阴阳”观念，是陈腐可笑的（如：阴为恶与黑暗；阳为善与光明），并将陷入拜火教徒的善恶崇拜的二神论祭坛。同样，用“高贵”与“卑贱”分别解释“阳”和“阴”，也过于狭隘，在古代黄河流域冬季的农村可以这样理解，但现代中国的都市则无从这样理解。说到底，阴与阳只是对宇宙力量的两个要素所进行的描述，本身并不带有也不可能带有价值评判或道德评判的意思。用人造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评价加于它──是对社会危机的过激反应，必使我们失去明敏的目光和内在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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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蔽于己而不知天。当他在探究宇宙要素时，免除不了人为的色彩和痕迹；如果他着意注入己意的话，那就离实际更遥远了。所以，必须反对历史评判中的道德化倾向。喋喋不休的老处女，可以休矣。
由此可见，就文化史的形成而言，“阴”与“阳”同等重要。尽管就生活的意义而言，“阳”（人类生命素质）是“体”，“阴”（人类生命的文化附加层）则是“用”；文化（用）是生命（体）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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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活素质对的附加层（文化、秩序、社会）的反抗，造成了附加层的变化。但人的生命素质也在反作用中逐渐变化，尽管幅度要小得多。
外在附加层的变化，则可以比较迅速地达成。内在生命素质的改变，缓慢微妙得多。迄今为止的人们，只注意附加层的变化，却忽略了生命素质的改造。
比如说，中国革命之所以长期达不到它固有的目标（富国强兵并夺回文明的主导权），而一再呈现出徘徊、反复、回流、僵化的现象──就在于中国革命不仅针对外在的附加层，而且针对人的内在素质。现代中国人，若不向自己的生命素质开刀，其奈外在的附加层何！这里的生命素质包括，体能素质、智能素质、意志素质、精神素质等等。而改造生命素质，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它不仅需要严格的优生学淘汰，还需要人向自我的宣战，是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不是“你们要斗私批修”。（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了中国何以长期踉踉跄跄，像酒鬼一样忽左忽右，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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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文化史包括社会史。广义的文化史之所以每每呈现出“停顿”乃至“退化”现象，是因为人本身不再适应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至少是跟不上那种变化频率了。换言之，这是人与人造物之间的分裂所造成。有如现代人对“机器”有一种恐惧，深怕有一天机器会反过来主宰人类（许多科学幻想小说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种恐惧感）──是为上述“分裂”之征兆。
对具有哲学眼光的历史学家或具有历史眼光的哲学家来说──那些推动历史前进或者阻碍历史前进但在根本上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暴力革命、恐怖活动，是无法用谴责、赞许或同情等简单范畴来肯定或是否定的。事实上，恐怖生活本身是纯净的、没有道德（正与反）方面的意义的。现代国际恐怖活动的频繁出现，是现代世界的危机正在重组未来世界的征兆；也是现有的人类感情已经进入无助而癫狂的白热化状态的表现。它的作用，正如罗马共和国末年的地中海区域的海盗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结果催生了帝国时代的来到。恐怖份子成为文明历史的夏季即将消逝，其秋风即将萧瑟的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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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宗教组织“天下兄弟姐妹一家人”的思想，带有兄妹通婚的亲密暗示，不尽反映了血婚的遗迹，且是对古典世界家庭解体的应对。如果借用一下，又何尝不是在说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伴随“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乱伦意识和乱伦行为合理化与普遍化？在这方面，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因为缺了“姐妹”一环，也就比之保守得多。这样看来，孔子只是应对了礼坏乐崩的结果，而没有承认兄弟姐妹的平权。在一切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后面，都横亘着那个社会文明的尸体。因为社会文明是在流变之中。
在流变中，作为潮的文化，和时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陈列──演变 ──翻新──不断巡回展出。巡回展出中的思潮，可以把思想家推向声誉的高峰，也可以把他贬值、扭曲、甚至销毁。被思潮否定的思想，未必不佳。而被思潮拥戴的思想，可能毫无新的内容，经常此起彼伏、像是泡沫一样与时俱灭（“与时俱进”）。在这种命运前，任何现在时态的预言，都会变成过去时态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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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尚（正如个人感情），可以把一个丑妇变成临时美女──嫫母式的西施诞生了。时尚，也可以把一个美女变成暂时的丑妇甚至永恒的骷髅──西施式的嫫母被制造了出来。时尚变来变去，为什么总是划着“圆”？它环绕的轴心又是什么？这些自以为可爱的“新潮少女”──竟把自己视作学者、思想家、艺术家、明星、领袖人物！
悲哉，今日之中国！悲哉，今日之世界！悲哉，秋之为气也！……这些风云人物啊，愤世嫉俗者称他们为“影星──文化X女”。不，他们还不是X女。公平地说，他们是些“新潮少女”；当然，还有那些年近半百的新潮老太、甚至年逾古稀的新潮老顽童。他们竞逐时尚，其实是心旌神摇自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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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迁异的轴心是“性”？是人作为生命载体的基本冲动。“表层的文化”（或曰“文化的灰尘”）、“深层的文化”（或曰“文化的精魂”），思潮的波动、心理的结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面对这基本冲动，连朽木都会随之而舞的。
文化就是这样“脱离了人的生物性”。但“脱离”只是皮相，如果太远了，就会无所附着，“物极必反”的原始意义，只这样适于文化界，而难推及自然界的。文化抑制人的生物性的那一面，但在更大的空间、更大的时间中，予以成全。
“新潮”所追求的，是手段；其目标，依然故我：在新的文化气氛中，如何确保并发挥古老的生物潜能？这才是“生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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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大师们嘴下的“真正历史”又是什么呢？那是一些对已成的“历史定论”的乌托邦式的愤懑。
他们相信有一种“真实的历史”躲藏在“被篡改的历史”的背后！当然，那样的历史更合乎他们的心愿。而流行的历史定论，是要使他们的存在价值打上一个很大折扣的。这是他们的“历史良心”根本无法忍受的。
但事实上，“真正的历史”与“流行的历史”，同是一厢情愿；不同的只是，它是在野一方的一厢情愿。而“流行的历史”则反映了在朝者的看法，这些看法同样是为了某种生存价值而进行的辩护。过去了的事件、变故、遭遇等破碎的片段（这被流俗目为“历史“）……是构不成所谓“历史”的。除非它们具有某种有机核心做为“脊椎”，这脊椎除了强烈的感情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历史共鸣的心灵中，所腾现的“历史”，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体现一贯到底的气运。
过去的事件、人民生活的故事──只有在“有情者”的眼中，才具有一贯性。本来，他对于这种精神上的豁然贯通，应当缄默不言的。可是许多号称“智人”的低级野兽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用人造的真理喋喋不休，其杰作，就是对 “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因果关系”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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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像日历一样，是人为的规定（假定），所以，任何一个社会每隔一段时期，就需要重新换幅新的因果关系的图解，以备掌权者的解说。这业难怪“工具主义者”们振振有词了。可见，历史的真相是人的智力没有办法抓住的。对“客体历史”的信仰，是天下最大的荒诞。因为它用那主观创造的“因果关系”，代替了永远消失的客体；并以过去事件的记忆、传说、理解、辨认……拼凑历史的七巧板；从而使得“历史”在我们心中，不是僵死的遗迹、消散的烟云，而是具有某种人格，仿佛近似古代英雄那半神半人生命的延伸。
正是在“历史上”──我们照见了自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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