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的“三点式”表演意味着什么？

这年头，“有肉的卖肉，有灵的卖灵”，所以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爆出几句市井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来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比如说“矿难”，大家本来够难过的了，可某院士却诘问道“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实在让人目瞪口呆；再比如说“贺卫方罢招”事件，明显的是抗议目前的研究生招生制度，可某院长站出来答话，却说，此事“不会影响到北大法学院今年的招生计划，法理学和法制史是相对比较冷门专业”，如此这般的奚落，的确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更让人惊诧的还数这次的“钟南山事件”，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上个月，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的笔记本电脑在街头被抢，警方获悉后十日内“神速破案”。也许是碍于广州警方对案子的“高规格重视”给足了自己面子，钟院士在事后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竟然对治安腐败不置一词，却将怒气洒在“无业游民”身上，他的“名言”有三：一、“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二、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三、“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他呼吁用严厉的措施来改善广州治安。

那么，钟南山在惊魂甫定后露出他的“三点式”表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笔者不才，略作议论于下，以期抛砖引玉。

一、改革既得利益者的自私和冷漠

钟南山以院士身份抛出“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的论断，其坚硬的“思维模式”意味着49年后“阶级决定论”的遗毒在某些中国人的血液中还没有排尽；更为难过的是，其内容中的流露出的自身优越感和对底层的歧视，不仅表明他缺乏知识分子所应有的人文关怀，而且暴露了某些知识分子作为改革既得利益者的自私和冷漠。

我不否认人在社会中有阶层性，而且这种将某阶层与某种道德或非道德挂钩的做法也不是钟南山的发明，西哲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就曾提出“中产阶级执政”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理想的城邦“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这是因为：首先，中产阶级最具有中庸的美德。每个城邦都有三个部分组成：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前者“逞强放肆、至犯重罪”，第二类则“懒散无赖、易犯小罪”，而中产阶级懂得节制，很少野心，最具有大家公认的中庸美德；其次，中产阶级能够把整体保持在中间状态，可以免除党派之争，保持国家的稳定。他说，凡城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安定而持久；再则，历史上最好的立法者，如索伦、莱喀古士、嘉隆达斯等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

第二，理想城邦的政体应该采用共和制，这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它汲取了平民和寡头政体的某些因素混合而成的中间体系，既考虑到平民的自由身份，又照顾到财富、能力、品德等因素。“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多种整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于事理”。而且，共和政体是由多数人掌权，多数人的智慧和意见要超过个人和少数人的智能，同时又使不信任双方的贫富两方在中间人的作用下起到了平衡。所以，“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的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的愈久”。

显然，亚里士多德看好“中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有中庸的美德，因为他认为，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毋过毋不及的”中间境界为最佳。出于这样的境界的人们最能顺应理性。而在这样的道德理念中构建了符合这种中庸原则的共和政体，便能找到最高的“善”和实现最大的“幸福”。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与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比，钟南山院士上述论断也是无比“缺德”的，可见德行功夫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恶补的一课，否则我们中国是永远长不出“中产阶级” 的。

二、类人孩思维

钟南山说，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他的理由是“当时的收容制度还是比较有效地管理了流动人口，自从废除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对此，有网友觉得这是“让人类发抖的思维”，曾参与向全国人大建议废止收容制度的许志永博士，也认为这样的观点是荒谬的，“人们不能因为碰到一些治安困局，就想到用粗暴的老方法，就想恢复收容制度”，“以大量伤害无辜者为代价来管理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也应该过去”。对三年前的孙志刚事件还保有记忆的人不难察觉，其实钟南山的上述反对理由，何兵先生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所写的著名评论《实现社会公正，即使天塌下来！》中就已经预料到，并且给出了斩荆截铁的驳斥----

“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民众、媒体出于朴素的情感，呼吁立即取消收容遣送制度。法律家们按照理性规则，在法律的框架内和平地采取着行动--上书国家权力机关。在一波又一波的呼吁浪潮中，一些管理阶层的人员发出了微弱的质疑--废止这一制度，城市的治安如何维护？我相信，除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们，管理层的这种忧虑是真实的，他们的用心也是善意的，也是似乎有根据的。因为根据统计，城市犯罪人员中，三无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普通市民，这是一个事实。然而，这种忧虑可以成为维持这一制度的理由吗？

太阳底下无新事。让我们来看看西人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

200多年以前--已经很久远了，一位黑奴被从非洲带到了伦敦。在那里，他伺候主人近两年，潜跳了。主人抓获了他，给他戴上铁镣。事件被交付给曼斯菲尔德法官--英国法治史上一个界碑式的人物。全国都关注着这一案件，因为当时在英国有约15000名奴隶，每个奴隶价值50英镑。如果奴隶们都获得自由，奴隶所有者们将损失7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法律并没有禁止奴隶买卖。曼斯菲尔德法官这样判道：

奴隶制度的状况是如此丑恶，以至除了明确的法律以外，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支持它。因此，不管这个判决造成何种不便，我都不能说，这种情况是英格兰法律所允许和肯定的。因此必须释放这个黑人。……每个来到英格兰的人都有权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不管他在此之前受过何种压迫，他的皮肤是何种颜色。英格兰自由的空气不能让奴隶制玷污！

15000名奴隶成了自由的人，尽情地呼吸着英格兰自由的空气。

禀承英国自由和法治的优良传统，英国当代最为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在其法官生涯中，一再阐明这样的立场：

宪法不允许以国家利益影响我们的判决：上帝不让这样做！我们决不考虑政治后果；无论它们可能有多么可怕：如果某种后果是叛乱，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就眼下这个收容制度而言，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取缔这一制度后，城市会不会更加混乱？我们同样不能确切地知道，维持这一制度到底能不能带来全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是一个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如果农民不能幸福地生活，如果农民失去到城市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如果在城市之外广漠的田野上，到处游荡着愤愤不满的无产者，城市的孤岛能够稳定吗？我们能够守住这个孤岛吗？我们凭什么守卫？警察？枪枝？收容所？假如这些真的可以带来城市的稳定，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人，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稳定？毕竟，他们与我们一样，享有自由、平等、人权；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毕竟，上帝不让这么做！

丹宁勋爵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警察权力可能被滥用，而且如果这些权力被滥用，就没有任何暴君比得上。它会导致这样一种状态，即警察没有法律许可就可以逮捕任何一个人，并把他关进监狱。它会导致令人厌恶的盖世太保和警察国家。它会导致逼供和对公众是一种嘲弄的审判。

孙志刚事件清楚地证明，这种状况已经出现了。怎么办？ 我以为，不管废止这项制度会造成何种不便，宪法必须执行。

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显然，与何兵的这篇评论相比，钟南山在这一问题上的浅见与短视是有目共睹的，余世存先生在《非常道》中把那些“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人称为“类人孩”，这一称谓送给钟南山应该是适当的。

三、社会断裂与城市内战

钟南山是理工科出身的，可喊起政治口号和语录来却比谁很多文科出身的狠多了----“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这话远一点让人想起“文革”，近一点则让人想起时下风靡学界的施米特。

施米特是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他相信人性恶，人性中的敌意乃天意，人食禁果后受神诅咒成为政治动物；并且人际、国际间的天然敌对，这种敌对是是神圣秩序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政治就是划分敌我”，主权者决断尤其关键。

正因为施米特不相信整个人类的“同构性”，所以他对“普世性”的价值都拒不承认，比如说，施米特认为“自由民主”的主张是虚妄的，因为自由和民主是两回事。在他看来，所谓平等权利只在“同构型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而当下流行的普选的概念却另有所指：“每个成年人，仅仅作为一个人，便同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平等。这是一个自由的观念，而不是民主的观念；它以人类民主取代实际存在的、以有实在价值的平等和同构型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而这种全人类的民主在当今世界根本不存在”。那么，施米特所说的实际存在的民主制度是什么呢？他有如下一段解释：

“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的民主制度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只有地位相同的人之间才有平等，地位不同的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所以，民主的第一个要求是同构型；第二个要求是，当形势需要的时候，排斥或灭绝异质性。……民主制度知道异己的、地位不同的东西威胁同质的东西，在把这些东西否定掉或拒之门外的时候，民主制度是在展示自己的政治权力。平等的问题绝对不是抽象的逻辑和算术游戏。……平等只有在具有实质性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政治价值，但这种实质性也带来了不平等的可能性和危险。最后，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平等总是包含着不平等，民主即使把它统治的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排斥出去，也仍不失其为民主；迄今为止，在民主制度下总有一些完全或部分地不能享受民主权利的人和被限制在政治力量的运作之外的人，让我们就把这些人称作野蛮人、不开化的人、无神论者、贵族、反革命、或者奴隶吧。”

根据施米特的上述观点，要建立真实的、有意义的人民民主权利，就要同时或首先把不属于人民的种种社会成分排斥出去----古往今来，奴隶、蛮夷、异教徒、乱党、“赤匪”、“地富反坏”、“非法移民”、“恐怖主义者”帮助确定了“文明”、“民主”或“人民民主”的边界和实质。显然，如果把这一“魔眼”转移到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这些不属于人民的社会成分当包括1957年前的“地富反坏”，1957年以后的“地富反坏右”，1966年后的“黑七类”、“牛鬼蛇神”、“狗崽子”“臭老九”等等。在施米特的信徒看来，这些异类之所以为异类，其作用只不过在于“帮助确定了‘人民民主’的边界和实质”而已，这种“人民民主”的内在排他性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的。按照这样的说法，灭绝犹太“劣等人种”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包括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之类的“反革命”）并不妨碍二战时的德国和文革时的中国享有大众民主的名声，以排斥异质成分为目标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与“红八月”也不过是 “实际存在的民主制度”下两段群众运动的插曲而已。

在这里，我们发现，施米特的敌我论、专政论和全能政治，与49年来中国的的情况惊人的相似。施米特在这里讲的排斥性的民主制度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种民主或许与古希腊民主雏形相类，但绝不是已被现代社会所接受的、承认全体公民平等权利的宪政民主。后者以保护人之为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基本原则，并在其发展和实践中显示了越来越广的包容性和多元性。然而，施米特所反对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具体实施。

很简单，我在这里把钟南山和施米特扯在一起，是因为感觉到他们骨子里“敌对”思维的可怕。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随着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的增多，在城市中出现了移民一代，和移民二代，“许多研究都表明，第一代移居者对移居地现存秩序的接受度相对较高，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主张和追求相对较少。这是因为：首先，新居住地的秩序一般来说会优于原居住地，从而削弱了移居者寻求改变的动力，其次，移居者往往势单力孤或者即使有群体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关系，尚不足以构成挑战，最后，移居者并不熟悉移居地的各种制度和规则，难以发起有效的挑战。可是，对于那些在父母就业地出生或成长的第二代来说，上述因素统统不复存在：他们没有对另一种秩序的记忆，共同的成长使得他们很容易就形成紧密的群体和牢固的社会关系，而他们也非常熟悉自己成长的地方的各种制度和规则。唯一需要的，就是某种彼此认同的身份意识，以及明确的诉求主张，可目前的社会态势，正在为他们制造这样的认同，正在为他们提供，明确的诉求主张”，“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面临这一半与那一半的对立：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统一的本地人，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分裂的移民第二代，他们同在一个地方，却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不一样的权利和不一样的利益保障。而如果有那么一天，移民第二代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见李朝晖：《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

而要避免这种“城市内战”，目前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在公民权上消除不平等，可我们看看钟南山的思路，简直跟当年毛泽东消除“三大差别”的思路如出一辙，如此院士，情何以堪？！

综上，与古典的政治思想家相比，钟南山的叫嚣意味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德性缺位”，他们中有些人作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非但对社会底层没有一点感激之情，甚至连基本的恻隐之心也湮灭了；与当代的法律专家相比，钟南山的挑衅意味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还存在着大批的“类人孩”，他们“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严重缺乏制度寻思的能力；而与近代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相比，钟南山的挑战意味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很多人的专制遗毒还没有排尽，可以说，几十年的专制统治使我们中国人的心灵中充满了怨愤和仇恨，由于我们中很多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挺身而出，所以这些怨愤和仇恨郁积下来，在“下意识”中发展成了一种失败的情绪----柿子专挑软的捏。很不幸，“无业游民”这次成了钟南山院士失败情绪的发泄口，这跟矿工之于何作庥，甘怀德之于朱苏力是一样的意味。是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能不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