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王者之言》（017）

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六、罗马史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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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罗马文化”也从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文化成分，然后综合为某种特殊的秩序。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的。然后作为罗马的俘虏和“奴隶”，退出罗马的历史的。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是勤政不息去争取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才具有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体现为（或被后人评价为）：“罗马人的美德”（坚定、简朴、头脑迟钝、感情简单）。也体现为（或评价为）“原始性”。此美德与原始性，实是同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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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原始的美德远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羹）；但无美德的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是开不出鲜花，而只能烂掉的。
 
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的思想与艺术的创造者们比埃特鲁里亚只会经商、做手艺的的仿效者更有魔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
 
那果子，是他们的世界帝国；而他们的花，却苍白无力──从希腊学来的文化与技艺是罗马的精神支柱。这使得他们的果子也先天不足，这给罗马世界帝国的崩溃，埋伏下了精神上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纯朴、迟钝等等高贵的统治本能，而且与他们的“正义”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
 
他们先后与埃特兽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和被统治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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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东西南北的变通要冲。周围各主要部落在罗马，都有种族、文化的成分，甚至有自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
 
伟大的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压力下。
 
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商业文化──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神”！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罗马人终于联合拉丁其它城市和希腊的殖民者，驱逐了他们的文化先师埃特鲁里亚人，重新回到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商业文化的失势，无疑为罗马日后的强大政治势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混同、外国统治、五方杂处，常被认为是对民族自尊心的打击或是对民族传统的不利因素──但罗马史（其它民族的历史亦然）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
 
我们的结论是，过于顽固的文化传统，构成国家强大、文化昌盛的障碍。而绝对拒绝混同、杂处（作为更新传统的过程），则是文化老化、国脉僵硬的表现。由于民族自尊心（这发自某种古老的动物本能：排它性）的作用，一个民族集团是不会自动地、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文化及其价值准则的，对于有悠久历史的国土尤其如此。因此，“适时”的和“恰当”的外来统治，对于一个衰败民族的复兴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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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若能达到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复兴，则将具有不可预测的后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能从自己那名为往日的光荣实即有毒的梦魇中，挣脱出来过，以轻装前进、再度进入历史的激流之中。
 
为了中国的兴起，我们必须有勇气埋藏（而不是埋葬）“永恒的中国”以及对它“不朽的回忆”。只有在数十百年之后，新文化底定之日的晨辉已经透出，那时的人们，再来“重新发现”我们古老的中国──这是为了获得新精神的补药；而非退回到死去的传统。
 
富于创造性的个人，应该变得“健忘”起来，否则，将陷于固步自封的泥淖。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它若不与“过去”保持必要的、适当的距离，在“未来”的天地中将会趑趄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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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的真正要素，在于唯有现实的灾难，方能使人的心灵从对往日的沉缅和幻想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效地把握实在之流。相反，若是失却了现实的压力，任何灵魂（包括个人的灵魂和“民族的灵魂”或“文化的灵魂”）都难免蜕化得浮泛、空洞、和奢华，它也许在审美上有价值，但那只是失败的、纪念物的价值，是博物院星的价值。
 
新一轮世界性的统治民族（基础广泛的统治集团，如“罗马公民”），不可能象罗马人那样从相对的“自然状态”里凝聚崛起了。因为第一，现代已少有古罗马人那种具有内在活力的原始民族；第二，现代人类面临的文化压力（欧洲化）远较古代世界所面临的文化压力（希腊化）为大。
 
这样，未来的罗马式集团所仰赖的精神形式的力量，将要大于古罗马型的无意识形式（所谓“罗马人的美德”）。有意识的精神形式及其内在力量，不是集团的、原始传统中的自然产物；而是个人的、具有革命性质的人造品。它的训练性和灌输性，要远远强于前者。
 
对伟大人格的期待，对哲学家帝王的需要；将不同于希腊城邦没落中的心情或罗马帝政时代的崇拜，相反，它倒类似于罗马共和时代的“民主运动”──这正是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恰恰相反的表现。天子，不是一个“新约的基督”，在更大程度上，他是一位“旧约的弥赛亚”，现代世界的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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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神权政治下，耶稣基督的应时表现（“世界服饰”或 “历史形式”）是“拯救人类”。但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压迫下，天子的历史形式将是以优生学的方式，重振人类的精华、刷新精神的世界……他的忧虑，将不是古代的“数”，而是现代的“量”：逆转现代的滥竽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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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则表明，社会与文化的繁盛，会阻碍思想与政治的统一。
 
A、文化中心地带多为小国林立，如先秦时代的三晋、齐、鲁等地；且此等小国文化，常较边鄙的大国为优。
 
B、伟大强国如马其顿（对希腊世界而言）、罗马（对希腊化地中海世界而言）、不列颠帝国（对欧洲大陆而言）、美国（对欧洲化的地球村世界而言）等，一一都兴起于文化边鄙地带。
 
C、文化激励个性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赖个性卓著的人格；因而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带来社会的离心倾向；社会的离心力也往往演化为文化上的创造力。文化的创造者往往与社会上的叛逆者同一。社会的秩序有抑制文化发展的功能；或玩弄文化于股掌、或买卖文化于店堂。
 
D、历史一再揭示：一统天下的强权中心，无不对精雕细刻的文化怀有深深的轻视。它们可以随手扔掉许多抢来的“文物”，或仅仅拿来充当玩物和摆设──以增添“可汗大帐”里的优雅气氛！而这些在世界征服者看来可有可无的东西，却是那些被征服民族如此珍视的成就与偶像！而惟有这些强权中心的主人，才是文化的收获者。尽管他们不是播种者、耕耘者、栽培者……他们当然不会像是美国、不列颠帝国、迦太基、科林斯这样由市侩统治的重商主义的实体，它们仅仅把国家活动视为商业扩张的手段。确然，不列颠帝国与迦太基有许多相似之处：先后与法、德对峙而终必亡于纳粹、苏俄或是未来的蒙古之类等大陆强权。尽管，它与大陆诸国生来属于不同的体系，从文学到法律；从科学到宗教意识。
 
E、要对文化实行某种程度的收获，甚至“处理”、“围剿”、“聚歼”等等某种纯净而普遍的秩序，才可能出现并胜利。纯净是普遍的前提与内容；普遍是纯净的保障与形式。秩序终究难忍文化对它的考究、疑问、挑衅、攻击等等。而收获文化的壮举，也并不是豪情使然，倒是需要水到渠成，需要冷酷的魄力与无忌的手段。而这魄力与手腕，决不会产生于那些曾经辛苦创造这些文化的民族！所以，历史的定律说：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决不会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历史的收获者，怎么会是历史的拓荒者：文化的贮藏者，不是文化的酿造者。
 
F、两个强国如果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等诸方面势均力敌──谁的文化创造力强，谁的军政力量就弱；谁的文化嗅觉迟钝；谁的军政眼光就敏锐。这种现象甚至可以从生物学的“器官均衡论”方面找到许多解释，更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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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运动”，是历史改变其形态、文化转辙其方向的必要杠杆，但却不是所谓的“动力”。尽管历史的形态和文化方向的生成，诚然受制于杠杆的形态；但这一生成的动力，却永远都是那极少数不甘为奴者的反抗意志。
 
“少数人不顾死活的反抗意志”──这推动力若不能有效掀起一场规模足够的“人民运动”：就难以成功地搓揉历史、锻铸文化。从这个意义说，“人民运动”倒也不失为值得重视的开山斧钺。
 
历史说：那些莫测高深的“学术著作”，成功地用一套无聊的术语为自己的病弱之身做了护身的铠甲，所以看上去叮当作响，很是煌煌；那些闭门造车的“理论著作”，只有无情冒险家才极力运用它，只有乐于受骗者才愿意相信它──这些著作，对人民的运动历来殊少影响。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则几近于零：它们对历史进程的贡献，是装饰性的。
 
它们用烦琐的分析及其讨厌的枝蔓，压制玲拢透彻的直觉，并掩盖大彻大悟的大体。它们用喋喋不休休地说“理”和谈“天”，泯灭良知，杀害自然的人。这不可取的文明病，“老去不知花有态”。
 
这样的人民运动，需要那种透明但不失其神秘的“宗教”，以凝聚超凡的力──它要求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加上深刻的暗示、雄劲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