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论中俄经济之别及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兼驳秦晖、吴敬琏）：秦晖先生有一观点广为流传，他认为，中俄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导致不同的经济表现，不是因为路径选择的不同，而是因为初始状态有别：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也无计划”的特点，因此不存在苏东那种从理性计划陷入“无市场无计划”的转型阵痛问题。一方面中国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没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出的代价。
这种颠覆经济学常识的“学术创新”，却受到不少人追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苏改革之前，两国都同样面临科尔内所说的“短缺经济”困境，连基本生活资料都供不应求。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特有现象，也是其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表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短缺经济的供不应求不但不是弊端，反而可以构成强大的动力；由短缺到过剩，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广大空间，人口越多，经济增长的潜力空间越大。
由于技术、资金可以从外部引入，引入市场机制后完全可以解决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短缺经济症侯，并且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高关税加低汇率，更可以保证这种对经济的激励效应主要作用于国内，这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增长至少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奥秘所在。市场经济转轨之所以在俄罗斯表现为截然不同的后果，是因为市场效率的发挥需要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宏观经济环境。选择激进路径使俄罗斯丧失了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市场体系不能有序运转，其效率自然无法体现。秦晖强调市场化的“规则”，指责中国的市场化是“无规则的抢劫”，他不知道比规则更基本、更重要的是秩序；如果说中国的市场化是“无规则”，那么俄罗斯的市场化就是“既无规则，也无秩序”，这才是转轨过程中两国经济表现判若云泥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经济基础远优于中国的俄罗斯还没有走完中国早在1990年代前期就已经走完的过程。
进入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过剩症侯开始明显，内部需求不再能构成足够的动力，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优势上的对外出口，这确实是劳动力资源相对并不丰裕、社会保障程度较高的俄罗斯所无法模仿的路径（原苏东国家的高福利保障，并非是“改革成果”，而是社会主义遗产）。吴敬琏先生最近声称，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经济学家樊钢、曹远征也随声附和。腐败与垄断确实是加速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首要原因。市场化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而导致中国贫富分化加速悬殊的主要原因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出口导向战略。只要中国经济以增加出口作为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保持劳动力的低价格水平以及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经济增长的成果就只能由少数人攫取，贫富悬殊这一结果就不可避免。腐败与垄断只是体现这一结果的具体形式，而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不管有没有腐败与垄断，在“比较优势”理论导向下，贫富悬殊在中国都不可避免，差别主要只是由资本来独享成果还是由权力与资本共同分赃而已——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权力极大地介入了财富攫取，这不但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加剧了分配的不公。
这些简单事实，却一直被思想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无意地遮蔽着，他们坚持不把真相告知大众。在已经被“思想启蒙”所开垦的土壤上，这种“皇帝的新装”迎合了已经被“圣水”洗涤的心灵，所以广受追捧。正是由于“融入国际潮流”等观念成了“改革话语”的核心内容，由于“比较优势战略”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那条最容易走的下坡路，由于中国政府需要以经济增长来背书社会稳定，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才选择了高度对外依存的发展道路，朝向公平的转型可能被延迟了将近10年。如果在过剩现象日渐明显的1990年代后期即开始经济转型，不再以外延扩张和单纯的GDP数据作为追求，以增进分配公平来提升内需（1980年代的经济增长，相对的起点公平也功不可没），将经济增长建基在内需拉动上，转型成功后的中国其处境将与今天大不相同。既然经济增长以内需为主，中国甚至不一定要急于加入WTO（俄罗斯至今未加入），只需保持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保持对国内企业的压力即可。
事出反常即有妖。秦晖、吴敬琏之所以置常识于不顾，无非是为了心中的观念坚持、口中的主张同一。秦晖想论证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所发生的效率衰退“不是道路选择的错”，吴敬琏想证明贫富分化与市场化改革无关、与对外开放无关。总而言之主义没有错，道路没有错，错的只是其它。通过这种移花接木，他们就可以将主义、道路打扮得漂漂亮亮，始终不沾人间烟火。但吴敬琏也因此由经济学家蜕变成了“政治经济学家”，秦晖的“问题意识”也就这样被还原成了“主义情结”——既然“主义没有错”已经被预设为结论前提，那么不管再作多少“实证研究”，他们也只能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而对可能颠覆其预设前提的现象视若不见、听若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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