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王者之言》（019）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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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任何文化系统、任何社会结构都会崩溃，不是暂时的混乱、失调、革命；而是永久的消解：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基本事实。现代人的历史经验已经很少对此质疑，但对导致这一终局的要素，却少有共同认可的解释。有人从经济方面寻找原因：有人从政治方面寻找原因；有人从民族性格方面寻找原因……等等。总的说，所有的解释都缺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灵验。
 
B，革命，作为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内的各集团性暴乱，有时菲有明确的宗旨和严密的组织，当然也并不是这种崩溃的导因；相反，它只是这崩溃进程的一个个里程碑。革命象征文化系统、社会结构的病症，而非病因。最深刻、最隐秘的病毒和死亡线──应该到更深刻和更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寻找。成功的革命可以政变社会结构并改造文化系统；从而使得这两者具有相对更人的容量、使其潜力大大增加。所以一个成功的革命，不会危害文化系统的活力和社会结构的弹性：成功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建设者。它推进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生长、发育；而不是打击它、抑制它、甚至阻断它、破坏它……
 
失败的革命则不然。我们评价、回顾一个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切不可以革命者的口号、纲领、理想是否得以实现这一点，作为有效的标准和尺度。而应该看，它对于它所借以兴起的那个文化系统、那个社会结构，是否起了建设性的作用。有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个革命所借以煽动群众的那些口号、纲领、理想……失败得愈惨、愈彻底──这个革命再实际上和功能上取得的成功也就愈大。因为许多革命所凭借兴起的煽动工具与其历史使命之间，天生就横亘一条深刻的鸿沟。而真正的革命者在命运彼关的历史转折关头，应毫不犹豫地抛弃那已经过时的煽动工具与前期革命的徒众，以便勇敢地跨越鸿沟：去实现这一革命的“实际使命”。──这不是“背叛”，这是历史感和大器度的表现。
 
诅咒革命、厌恶革命、反对革命的人们──不仅由于天性与利益使然；也由于不理解革命对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命运，至关紧要。所以早期阶段，革命的宣传要比革命的暴力，更重要。革命的宣传不仅应当聚集徒众，更应该深入敌营、涣散统治阶级的优越感、摧毁他们的良心、使他们产生罪恶感与孤立无援的感觉，并最终被恐惧感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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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气数已尽、“恶贯满盈”，已经迫近它的末路时──为了挽救它（尽管革命者们在意志方向主观上是意欲摧毁它的），而发动的各种革命总是一再失败。当社会本身全面精疲力竭之后，这类革命终于流为毫无希望的宫庭政变，整个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就在这种最后的、微弱的痉挛状态中，渐渐麻痹、死去。
 
相反，当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还充满生机，定数存在充足之际──为医治它一时的病症而发动的革命总是能够大功告，继而开创一个繁荣、相对稳定的生长期。因为每个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都有其“定数”。这个定数，体现为它先天隐藏在种种表征底层的框架、结构、“关系”。
 
这些框架、结构、“关系”的形成与确定，是基于这个文化所力图应付的首要而基本的生存问题。一旦形成就不易更改，最后确立就不能更改──除非主体已经宣告消解。
 
促成这类形成、确定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偶然的机缘又占极突出的分量。对此，可参照儿童心理的发展：偶然的事变，不仅为以后的发展定形，而且影响能量的分配。类似的偶然机缘，已经构成先天的限制，并最终将使得文化丧失活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毒素”或“文明隐秘的死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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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艺术创造、科学发见、政治建树、经济状态、宗教情感及哲学观念……一切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创造──都被严格限制在这先天的牢笼中。在人类之间，又哪里有什么能够跨越时空的共通的“文化财富”呢？
 
不同文化实体的居民，若不曲解别人、差强人意，又从哪里去 “互相学习”、“相互理解”？而时间上先后时序分割错开的文化体，就更是如此。
 
先天的限制，诚然被后天的创造一再突破，然而，不论这余地多深、弹性多大，总有一个极限：当这极限已达到，文明的恶贯业已满盈，势在必发的全盘毁灭，终于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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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心理动物。按照生理学家说的程序，心理活动，本是从属生理需要和生存要求的前提的，但不幸，有时这类程序也会颠倒过来，心理状态向生理需要和生存要求提出反建议，甚至是最后通谍！也就是所谓“哀的米敦书”（Ultimatum）。采取这样光明磊落的宣战行动，足以堪称伟大的灵魂，他以自己的独立宣言对身体宣战，抵达“自胜者强”。远远胜过惯于躲在阴暗角落里偷袭对手的“大日本帝国”。这些精神上优越的人物，简直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他的所言所行，在在透露天启，尽管这是一个明朝的年号，天启元年（1621年  辛酉）努尔哈赤还洗劫了辽沈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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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要求扩张的强劲冲动，足以把人从一个地方抛到另一个地方，从已知的环境抛到陌生的天地。全部种族、全部文明，都是这样一部精神扩张、繁育天地的历史。
 
这不是全部内容。
 
精神扩张除导致身体的运动（及其带动的历史运动），还是精神本身的成熟过程。精神运动既向空间伸展，又向时间伸展。向空间伸展的结果是“文化”，向时间伸展的结果是“历史”。“历史”是连续的“文化”，“文化” 呈片段的“历史”。
 
扩张的精神运动，要求有建树，要求有创造。它不仅充塞当下的空间，还要垂范于后世的时间。渴望不朽的冲动，已经涌到天堂与地狱之外的模糊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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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不知疲倦。尤其对文化创造这高级游戏，更乐此不疲。否则它就会感到无聊，无聊将演变成压抑感，特别当创造欲被严酷地遏制时──于是空虚、绝望，就会乘虚而入、接踵而至。
 
心理学认为，强烈的压抑感会使人变得抑郁、烦躁，进一步则令人失去耐性、扔掉克制的美德甚至丧失理智，以“复仇”为名的精神病，流行四海。我们不可轻视“复仇”，因为它是宇宙反压抑力最强表现。希腊人将复仇的蛇怪女神奉为至圣，非无来由。虽然“复仇”的结果大体都是破坏性的，而只有不世出的天才，方能以“复仇”开始，以创造告终。这是文化与历史的例外幸运？还是不幸？
 
考察了上述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危机永远潜伏：当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可伸缩性之极限，已经达到，而人性又强烈要求继续创造时，社会灾难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这类大灾难趋向于“经济过热──通货紧缩的循环”，也趋向于“极端腐化与新野蛮主义的循环”，野蛮进程的咚咚战鼓，并非来“结果文化系统的命”，而是“从骨子里更新它”，尽管为了布新，不得不除旧。这时，主要的创造性，体现为毁灭的技巧。这“大毁灭”，是终结，但归结为启始。
 
总之，社会也像个人：它需要不断扩张，否则就会被内乱吞噬。正如个人若不扩张，内在的生长力量就会转过来反对他自己，直到活活杀死他。说到底，个人与社会的内压，需要外在目标来发泄；否则将自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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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由于外力而被迫停止扩张，它唯一的出路就是，用日益加紧的文化建树，来减轻社会的爆炸性局势。而等到文化系统上的空隙已经饱和之后，这唯一的出路也被堵死。于是社会就在重压下默默度日，静等那个大毁灭的时刻。
 
“极少数人”因此是永远不甘寂寞的，他们会在“反抗不合理”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向僵化的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发动一场足以致命的攻击。由于长期压抑的作用，这场攻击经常会蜕化为野蛮主义的风起云涌，完全失去人力的控制。因为它失去了控制，才是天意。
 
在这种意义上，最后的胜利难道不总是属于最初的吗？……
 
这不是一个玄理，而是一种经验。
 
就拿“印象”来说，人对某物或某人的印象，“第一印象”必与以后逐渐积累起来的印象有所不同，然而，“第一印象”不仅较逐渐积累起来的印象系列，更为深刻。而且最后被验证的，几乎都是“第一印象”的正确系性。这似乎有两个原因：
 
A，人们深受成见的支配与主宰，而成见则受“第一印象”之极大影响；
 
B，逐渐积累的印象系列，是由于种种互相交往中的干扰而愈来愈缺乏原始性，但也愈来愈片面、愈来愈失真了。因此最后的印象倒与“第一印象”甚为合拍。只有“第一印象”能脱略交往造成的干扰，以后的印象则愈来愈深受这种干扰的影响。
 
再拿“爱情”来说，当你问一个历经一生风暴，但已停下来等待死亡的老人：“哪一次恋爱最堪回味？”他总是举出他的初恋，如果这初恋给他带来悲惨的遭遇，他甚至也不会对之悔恨的，反而因痛苦而愈增其美呢。也许，他在初恋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美好的罗曼蒂克”，甚至遇到了比他初恋对象更纯真、善良、美丽的女人……但这一切并不能磨灭那初恋的魔影，尽管，有时是从相反的方向使他耿耿于怀……他对对女人的总评价、总态度，多是从初恋对象那儿获得的，男人对女人的最后结论，很多情况下只是“将其对初恋对象的观感推而广之”的结果……
 
这里同样有两个原因：
 
A，初恋的心最敏感、细腻；对女人因此也最少成见。因而较易获得对女人真切印象；
 
B，初恋者的“没有经验”，使他和女人的相互反应，足以显示他和女人的各自本性──如果他有了经验，学会了一套“交际的技术”，则女人对他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对其交际技术的反应，而不纯粹是发自他和女人相合的本性了。
 
──再来看一看“英雄”：
 
历史上英雄们的“最后的胜利”，无非是最后实现了他们的 “初衷”！当他们一颗年轻的心初次跳荡幻想时，那支幻想之曲往往也就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他一生中，也许参杂许多的变调，但这基调却不绝如缕，始终绵延……尽管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时粗时细，时出时隐，但却从未消失。
 
最初从他心中最初涌溢的对于世界的观感，往往就是他成熟的世界观的真正内核！在这从最初到最终的历程中，他也许改变许多，接触过繁杂的事物，甚至得过相反的结论……但过多的弯路，并没有阻碍他笔直地回到归宿、落入命运的圈套中。这归宿与出发点竟如此接近！像是黄河与长江的河源！这个最终的世界观的系统，竟和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观感如此契合！难怪康德要说什么先验知识。
 
令人惊异的巧合？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提出解释：第一眼得出的印象、心灵初次跳荡涌溢的幻想曲，都发自他的灵魂结构的深处，这结构的内在发育（再加上他生来陷入的社会情境），不难导出那最后成形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实在是他内在人格的有机部分……
 
人的理性和科学，现在也许似乎还不能对“最终胜利的是最初的”这一现象，提出合理的全面解释。我们只能询问这“最终”向“最初”的回归究竟是由于什么驱力的作用而无法提供最终的解答，但第一次出现的，往往毕竟就是宿命的。
 
第一次来临的，往往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第一次的闪光，往往是整个结构的预兆……
 
人生的多数事件，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第一次”来交叉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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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印度哲学家，与大雄同时的“邪命外道”的异端之祖拘舍罗，也号称宿命论的前定主义者。我们的“宿命论”当然与这位纵欲大师的“前定主义”颇有不同。他的前定主义，是为自己的纵欲寻求理论的支持，而我们的前定主义则是为了安慰这饱受创伤的世界，并激励永不放弃的向上挑战的精神。为此，我们应该成为“比拘舍罗还要彻底的宿命论和前定主义的信仰者”！我们的思想不是导向纵欲，而是导向创造：我们的定数既然已经注定了现在的状态，惟有创造的突破，方能抵达超越欲望的天国。
 
我们的宿命拒绝消极！迎战积极！宿命论决不说，“一切已被注定，就该无所事事、坐以待毙。”而是说，”一切已经前定，所以不必心怀戒惧，而应往直前，去揭开命运的底牌！把命运给你的潜能，发挥尽致！”这就是“尽性”。
 
宿命与尽性，尽性与宿命：别无二致。
 
这样就是我们的宿命论：对那不可知的神秘，保持最大的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