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胡锦涛：个人与体制的四则运算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与此前社会进程的方向明确不同，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显得仆朔迷离，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令人眼花缭乱。社会进程的面目不清意味着主宰力量已非单一，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前景，历史进程表现为相互抵触的多个层面、多种趋势。

中国至今仍然是个政治社会，政治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它如经济、文化力量对社会方向的影响无法与政治相提并论。在影响中国的诸多政治力量中，国外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虽逐步增强，但由于中国的主权政府仍拥有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以及中国社会的相对封闭特性，这种影响迄今为止仍然有限。另一方面，体制外的政治力量一直受到严密压制，虽然随着中国的社会自由化、经济市场化进程，以及国外势力的支持、呼应，其韧性和活跃程度逐渐增强，但它对社会方向的实际影响暂时还可忽略不计。真正对中国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仍然是体制内政治力量。由于体制内政治力量发生了分化，不再是铁板一块，中国社会才表现出仆朔迷离的特征。

体制内政治力量的分化主要发生在负责决策的国家领导人与包括中央各部门、地方各政府等负责执行的官僚系统之间。集权体制的效率取决于自上而下的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但中国改革所导向的社会自由化、经济市场化进程不但使政治权力从一些领域退出，而且使官僚系统的各个组织部分相对于核心领导层拥有了更大自主性，并且滋生出独立的自我利益，这正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欲严防死控的修正主义、官僚“变质”。这种权力分割、利益分化形成的“变质”，使体制内政治力量不再步调一致，对社会方向的影响也不再单一，而是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特征。

先看决策层。人类社会的前行轨迹呈螺旋状，直线而行只是其间极短一瞬。因此，对社会运行负有管理、引导之责的政府政策也须依情势变化不断调整，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发生了不小变化，但这种变化背后的决策逻辑被掩盖在社会转型期的混乱与掀嚣中，不易看清庐山真面目。对此，本文试图从5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在政治制度方面，近年来中国虽启动了一些党内民主或基层民主的试点，但与其说这是执政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试水，不如说它是迫于外界环境的被动反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迄今为止中国执政者并没有遵照西方政治逻辑实行民主化的意图，中国领导人甚至已开诚布公宣示了这一点。

中国政治虽然在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上没有突破，但在对原有体制的改造上却迈出了重要步伐。新一代领导人的顺利交替，标志着权威体制下的最大政治难题——权力转移已有了相对成熟的运行机制，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也已经真正落地生根。其意义是：可以定期审视、调整国家政策，使纠错既知易又行易，避免错误累积到“最坏”酿成灾祸。这是一种不是西方民主制而作用类似于西方民主制的制度设计，其重要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彰显。

二，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最大的主动调整发生在国家指导思想层面，由原来的“效率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效率与公平并重”，先后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新治国理念。这种重大的方向性调整是对社会变化审时度势的结果，它体现了执政党已经成熟到可以与时俱进的程度。这种主动调整对现行体制的重要性可以由历史经验来说明：中国前领导人华国锋就是因为不能主动调整而被迫下台的，邓小平也正是以对毛泽东时代的调整作为旗号，才被推戴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在改革进程启动后，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拒绝随势调整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不同，当原来改革进程的基本逻辑与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发生冲突时，邓小平于1989、1992年两次及时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新路线保证了中国整个1990年代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戈尔巴乔夫在今天才终于表示后悔，并亲自给“中国朋友”提出忠告：“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国家指导思想层面的转变，是近年来民间爆发“反思改革”大讨论的重要原因。不是社会思潮的变化引动政策调整，而是政策调整触发了民间的思潮变化，这既反映了现行体制对思想创新的压抑，也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社情走势的及时把握——调整的果断使危机成为转机，在新的旗帜下聚集了人气，这次调整堪比俄罗斯的普京对叶利钦时代的重大调整。

三，要落实国家指导思想层面的转变，离不开经济层面的基础铺垫，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在此时铺开。其基本取向是逐步摆脱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依赖，建立起自主创新的科技优势；逐步走出对出口的依赖，建立起以内需为主的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经济早就想走出而此前始终未能走出的一步，这一步是如此艰难，以至最后还是在国内对贫富分化、低层劳动者生存状况恶化，国际对“中国制造”纵横天下的承受能力都已接近底线的双重压力下，才不得不迈出。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在全球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规模庞大的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完成转型，存在许多未知因素。幸运的是，这并非是需要一次性完成的工作，它可以分步骤、分部分进行。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地区不平衡特征，这使得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可以分解成一个个相对较易的课题来进行。这种原来被视为是中国经济重大缺陷的地区差异性，或许是今后中国经济能够分步实现顺利转型的关键。

四，国家指导思想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变化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层面，执政党开始逐步疏离原来一直居于强势的“改革话语”，更多运用传统资源（这包括正统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个方面）。在现行语境下，官方的这种变化直接引发了民间思想力量的消长。在经历了一场广泛参与的“反思改革”大讨论后，民间思想格局开始发生左增右减的变化，由原来的自由派一强独大逐步过渡到今天的左右相互制衡。左右之间的争论增加了，借鉴、融合也增加了，不再是原来的各自表述、老死不相往来。思想界多元并存、左右互动的格局正在形成，它必将深刻改变、重塑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社会心理。

五，国际关系层面的变化同样引人注目。前不久发生的胡锦涛访美，标志着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的承认。随着冷战后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逐渐巩固，中国外交开始由原来“强调国际多极政治”向“在承认单极秩序基础上追求中国利益”转型。其直接后果是，美国投桃报李，其副国务卿在国会听证时明确表示：台湾只是个经济体，不是国家；台独意味着战争，意味着美国士兵流血牺牲；对付陈水扁这样的无信之人，美国必须很小心——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方面关于美台关系底线的最清晰表达，也是对屡以台独相挑衅的陈水扁的警告与疏离。结合近年来大陆对台政策的转变、与台湾在野党交往的增进，在台湾这一关键性战略利益上，中国政府终于创造出一种自1990年代以来最有利的局面。

综上所述，政策的及时调整体现了决策层对时势的精到把握，并且这种调整已产生“化危机为转机”的正面效应。因此，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有理由得到高度评价。在此后伟人时代，调整的果断及时与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国家领导人任期制的纠错功能。

但是，执政能力包括决策与执行两个主要方面，决策体现领导人的远见与胆魄，执行取决于整个官僚系统的效率。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把握时局、果断调整的能力与改革初期的第二代领导人可相比拟，但同样的果断决策，在今天并未收到如同改革初期那种立竿见影、亿众归心的效果。除社会情势的变化，政府可运用资源的局限外，效果的削弱主要是因为今日官僚执行系统的效率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时下外间对中国领导人的负面评价，大多与官僚系统低效率有关。由于政治权力在许多领域逐渐收缩，权力效应的覆盖面与有效性也逐渐收缩，利益分化更使政治决策在执行时往往被导向不同方向，官僚系统不再如臂使指。

在利益分化格局下尽可能将权力运用于各自的利益方向，这是人性之必然，因此腐败弥漫也是必然。今日腐败的弥漫程度、官场生态之靡烂，有些方面已接近前清之末。清末虽出曾国藩、李鸿章等良才，最高领导者慈嬉也非庸手，但整个官僚系统的靡烂最终断送了改良中兴的希望，促使社会对立面逐渐走向极端。大船已破损，无数人却还赖之在大海中沉浮，这就是百年中国的无奈命运。

当下中国可称幸运的是，经济层面表现尚优。经济的高效率，源于在“发展经济”这一目标上国家领导人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利益一致。但在其它方面，中央决策的贯彻执行要大打折扣，其效率与“发展经济”不可同日而语。现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同时也将调整相关各方的利益格局，官僚系统能否保持上下利益的一致性？效率将如何？不容乐观。

在传统体制下，政治危机往往非引发于统治者而引发于其下之官僚。从历史经验看，仅靠自上而下的监督鲜有能走出困境的成功机会。从世界范围看，当下西方社会已基本克服上述“官僚体系利益膨胀，执政能力、基础削弱，社会崩溃”的怪圈，靠的是自下而上的制衡。这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全民参与的现代民主政治模式，让全民来监督官吏，这是长期有效的治本之方，但缺点是运用于当下中国，可能引发被长期压抑的社会矛盾，促使整体性危机爆发。另一种是精英相互制衡的模式，这是近代西方曾普遍践行的模式，其基本内容是：对经济、文化精英开放部分政治权力，让他们有能力制衡政治精英，保障自己权益不受侵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它阶层的利益。由于政治开放仅在精英层进行，社会动荡较小，这是更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模式。但今日中国比之昔日西方其操作难度已不可同日而语。“等级制”在当年天经地义，所以“等级民主制”可以畅通无阻；但在今天，任何公开的等级制都将遭到公意的指责，等级民主制必须寻找新的实现形式。

因此党内民主在中国受到许多人推崇，但党派在今日中国并不能对应实际的社会阶层。党内民主要起到等级民主制式的社会效果，必须增添新的内容：开放、鼓励经济、文化精英进入党内，并在党章中承认他们的利益，使其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将党改造为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于一体的团体。

这或许是第三代领导人提出“三个代表”想要解决的问题。三个代表不但可扩大政权基础，而且可使新进入的力量成为制衡传统政治精英的基础。但“三个代表”的这种意图始则受到官方传统意识形态的制肘，继则因经济、文化精英与社会大众的矛盾激化而遭夭折，于是事情又几乎回到原点。

在有限任期制下，现行体制成了一种只宜守成、难以创举的体制。国家领导人在位不过十年，其中权力接交、巩固需要四、五年，其间还少不了各种利益的妥协，剩下来几年还能干成什么大事？由于不可能在执政集团内部进行重大的利益调整，也就不可能真正下大力气反腐败，于是腐败成为不治之症。最高领导人退居二线之后的继续干政，在某种程度上是欲有所作为者之必然，但这又进一步使高层的政治生态失序。在现行体制下，官僚系统效率的增进需要新旧领导人精诚合作。从“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到近期各层级的干部人事调整，都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欲强化官僚系统效率的决心。但要从根本上提升执政集团的执行能力，端赖于能否形成与市场化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方式，以及针对腐败等结构性顽疾提出新的有效遏制方案。只有中国领导人能够在这方面作出突破，中国人才会对未来产生更好预期、拥有更多信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中国的宏观政治运行实质是国家领导人个人与现行体制之间的四则运算，其间既有相加、相乘，也有相减、相除。领导人如舵手，体制如航船，民众如乘客。前方隐约可见，舵手奋力欲将大船驶向对岸，奈何风高浪急，船体破损，能否坚持到达目的地，前景堪忧。

只有能够超越时代限制的舵手，才能够克服船体的局限，将大船驶向彼岸。能够实现这种自我超越的人，不是天降时势如毛泽东，就是千锤百炼如邓小平。在现下的政治生态下，很难期待这种不世出的伟人，倒是很有可能出现另一个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个有点蹩脚的模仿者，他欲超越时代的主观愿望令人尊重，但他在客观上并未积累起足够的政治能量。因此当他与体制相撞同归于尽时，由于没有人能够驾驭这艘航船，全社会陷入了漂泊动荡：大船倾覆，只有少数人爬上了救生筏，大多数人落在水中，载浮载沉；设想中的新船，还在按图试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