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王者之言》（025）

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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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观念，要“等万物”。即，对历史之天的事事物物，一视同仁。从终极意义说，一切历史运动都是“善”的。它们事出有因，构成了历史之链的众环节，尽管有时并非赏心悦目的环节。没有那些“坏”的环节，则“好”的环节不会兴起；正如没有死亡，便不会有新生。
 
历史是“矛盾”的。这并不可恶；也完全不必为之悲观。新一代的人们！不应奢望历史会顺从你的意愿，而应学会：它没有矛盾，正在于它充满矛盾、并在矛盾的漩涡里，才涌现出可惊可叹的力量。杀害与生殖同样伟大，破坏的功德并不低于创建，暴力的蛮横，有时比灵性的光芒更优越──因为在那时，只有前者（杀害、破坏、暴力）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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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意义的“历史”，是中国思想的根本归宿、人间万条江河所汇集的汪洋。《庄子·秋水》中河伯的欣喜，被一切翱翔在历史之天的心灵所体验。一切善恶是非，只有放在历史之镜的显影中，才昭彰起来。后世的评价，永远改变前代事物的含义与价值。
 
在严冬，苔藓比牡丹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牡丹毫无生气。不是博物院中的标本，就是温室里的弱者。在浊水中，泥锹比金鱼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金鱼是奄奄待毙的可怜虫，泥鳅却以充沛的生命力闪烁骄傲。中国思想参透此中奥妙最深。它拒绝接受那些违背生命直义的信条。而生命的真又是新陈代谢，抛弃陈旧、酝酿新颖，化腐臭为神奇。《周易》对“时义”的注重，有力揭示了中国精神的这一特征。
 
历史的全部特性就在于“变”。追求新颖，不仅是艺术的第一要义，也是生活的第一原则。新颖激发想象力；想象唤醒创造力。这良性循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因此成为生命的“德”，而不是什么人性上的弱点。作为文明的源泉，它当然是“原罪”，但在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运化中，生命之水才不变质。这浅显的道理，却被那些闭门造车的幕僚们拒绝了，因为他们偏爱死水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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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把意志、心灵、思想的记录，当作本体来崇拜。我们不相信某种信念、情感、智慧，能够独立改变历史的容颜。它们虽替不断沉沦的历史添上有声有色的磊磊丹青，但却无力挽回日益严峻的堕落，无法根本消除历史内在的紧张。人们，只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反抗性，不停提炼自己的精粹，方能应付“进退维谷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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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末叶的绝望中，我们望见了历史的神：人的文明史，就是人不断寻觅、追踪、乃至创造“神”的历史。神不是偶像；而是精神的向往。有各种各样的神──有宗教的神，有宗教以外的神；有仁爱的神，也有邪恶的神；有和平的神，也有战神；有神论的神和无神论的神……
 
偶像不变，神却与时偕行；偶像风化，神则万古常春。神的价值，不在它的独立（这对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神的价值，只被“天人合一”意境的领悟者领悟。神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人把自己最灿烂、最神秘、最有力、最纯粹的精神，投注于“神”，以安慰自己的脆弱。
 
“神的状态”生动、不断流易，它开启人的想象之翼，却又不疑滞于物：它因此不是偶像；是处于生命和超生命的临界点的某种综合。人的文明，并不是背叛神的历程，而是在对神的渴求和对现行生活的厌倦中，创造出来的。厌倦生活，则趋近于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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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把群众改造成为“受启示者”呢？群众只能适应受启示者，并成为其追随者……人的最高的德，就是创造新生活也就是受到启示。除此之外的伊甸园和乌托邦，是乱世或无政府状态的梦想，因此只能是僵死不变的──作为乱世之弊的病态反应。创造新生活者则完全相反，他的存在是动态的，是对僵化的社会作出反击。永恒的青年精神也就是永恒的生命精神，也就是永恒者的流露。而不变的伊甸园和乌托邦，则是衰老民族渴望休息的心理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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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之所以体现出“方向性”，并非形而上的“超自然力”或形而下的“经济力量”使之然；而是由于人性的努力驱使它这样。从表象上看，是为了应付某些亘古不变的需要；但在实际上，还受到积累中的“历史因素”的压力，即前人为了满足上述需要而应用的手段本身所产生的负作用、负压力。
 
历史所呈现的节奏、周期、反复、规则等等，都可以归结到人性中的 “动静”这一旗帜下，是阴阳的消长，决定一切的节律与周期，而具体的分析则可以没完没了。动、静，阴、阳，各有各的胜利时刻表；但却没有“最后的胜利”。因为这不是对立的“斗争”，而是无对立的“调和”，阳从阴中来，阴又阻滞阳的冲动，阴阳的搏战与动静调和，永远持续，万物化生。
 
在其中，“目的”，只是人的观念，并非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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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这只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的外在形式，是符合真相的。宇宙若有真理，那肯定是唯一的，但这真理只能是神即人类最高精神状态。世俗所谓形形色色的真理，只是它的分化形式，包括背反形式。因此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人只能是历史的盲目奴隶！在历史的运动中，一切人的作为，岂不都是历史使之然的？
 
英雄创造了历史？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是历史需要、历史趋势、历史命运、历史精神的体现者；而历史的以上四种形态（需要、趋势、命运、精神）的造势者，则是英雄的主人！实用主义的缺陷在于：它仅仅鼓吹实用主义的原则，而不是说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人们，都是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在“生活”，也就是在“蝇营狗苟”……这哪里还用得着谁去鼓吹？因为这些受到遵循的“务实原则”像是病毒一样，是生命的低级本能，是不需要鼓吹而只需要抑制的。
 
现代实用主义者为了鼓吹自己的理论，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这是他们理论方式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地道的实用主义者都是受到商业主义支配的！孔方兄的经济决定论迷住了他们的眼晴，这是所谓的“犹太人性格”。实用主义没能摆脱商业主义的性格，习惯用些假惺惺的词句来建立论证。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理论也放在号称公正的唯物主义称盘上称一称？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地诡辩？还怪别人误解了自己！实用主义因此变得不那么“实用”了。一切带上了“主义”的东西，就变得虚伪起来──要做诚实的人，请先摈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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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抽象的思辩，空洞追寻“永恒真理”。因为世界，已不再是创业者的世界了，虽然中国正面临历史的三岔路口，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不需要乌托邦，需要的只是动员、动员、再动员！我们不是哥伦布，不需要谈论东方的神话，我们是麦哲伦，只要沿着已知的的方向前进，仅仅需要探知一条新的航道。
 
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都在演戏。并把人生看作“精采的表演”。这是时髦的。这是文明的。这是罪恶的。这是要遭到报应的。人的历史表明，历史过程是多数人模仿少数人的过程，甚至连姓、氏的起源也是这样：起先，只是贵族才有姓氏，后来人民模仿之。如果少数历史人物都是在无耻地演戏，那么多数人民将如何堕落！所以结束戏子统治的时代，必有革命。革命，就是用来自人民和底层的少数佼佼者，作为新的生物贵族，来代替已经腐败的社会贵族。只有这样用生命来更新社会的方法，方能使得革命修成正果。
 
建立一个新事物，比破坏一个旧事物，艰巨得多，同时，也有趣得多。当然，建设的影响，比破坏的影响，也要持久得多。请看赢政的血腥建设与文革的始作俑者的一事无成的破坏性！其间的区别，在于道德观念。嬴政好歹算个贵族出身（尽管有人怀疑他是个私生子），而文革的始作俑者不过出身于小经营者（还有回忆录说其父是个高利贷业者，其子最后大量发行不能兑换的印子钱，号称“人民币”，把全体大陆人民都变成了高利贷的借贷者）。而我们知道，出身贫贱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慈善家的；而盘剥高利贷的积习，更会让革命事业完全变质。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