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王者之言》（032）

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四、奴性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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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生来是敌人”？不但在同性间是如此，在异性间也如此。人与人，之所以结成友谊，成为互相需要的伴侣，主要是由于他们面对着更大的敌人、更大的共同危险。这样，社会的制度、文化的教养，促成敌人的和解、友人的结盟。人与人之间，一旦拥有朋友的关系，这“朋友集团”则将内部排挤出来的仇恨，全数甚且加倍地转移到它与另个“朋友集团”之间的关系上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根本没有消除，而且也没有减少：它只是被转移，而且是加倍地转移。说来可悲，迄今为止人类的仇恨，似乎还没有转移到人间以外，因此承受仇恨怨毒及惨祸的，还是人们自己。
 
人之所以充满仇恨，因为他本质上是个受害者，所以他需要仇恨来减轻他的受害感所造成的重压，来放松过于紧张的神经。在仇恨中，人可以感受到超常的力量，如愤怒时，人的激素和体力都会陡然上升，野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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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既然生活在一起，并在日益狭小的空间中求生存，就得互相妨害、互相构成压制（谁叫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呢）。这就是人间的一切仇恨故事的起源。仇恨未尝不是好事，强烈的仇恨造成强烈的力量，有多大仇恨就有多大力量，而人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力量。唯一的问题是：仇恨所带来的力量，往往是破坏的力量；而迄今为止的人类也并没有形成“人类共同的仇恨”──结果，各种仇恨的结果，只是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的个别的仇恨，所以分散的仇恨造成了的只是个人或是群落之间的残杀。
 
人们渴望和平，这正说明历史永远处于战乱中。如果“真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说不定会厌恶透了它，因为和平违反人们好斗的本性，而压制这好斗的本性，难免招致更大规模的报应，带来不可挽回的腐化堕落，以及一切健康力量釜底抽薪式的消灭。
 
这样的“和平”与全面专政下的“平等”一样，只有通过消灭人的创造精神、毁灭高等生物的的个性，方能达到。元明清三朝的黑暗历史，就是“和平与平等”的历史……这样违反人性的政治杰作，是通过普遍的社会疲惫，通过严酷的极权压制，才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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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明清黑暗政治延续而来的当代中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的矛盾与冲突，是现代人十分关注的题目。本来，个人利益加在一起才是集体的利益，而集体利益必将分散为个人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利益”是明晰的、清楚的。我们可以很真切地看到它，不会对“个人利益”一词发生疑问。例如，这个人想吃饱穿暖，那个人想获得荣誉，第三个人则想受人爱恋──这些都作为“个人利益”的经常内容，跃入观察家的视野。但是，作为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各种集团利益和政党帮派的利益等等，则经常是模糊的、笼统的、含混的。因为它们很难和（控制这些集体的“龙头老大”的）个人意志分别开来。
 
“某某阶级的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国家利益”指的又是什么？某某政党、某某帮派团伙的利益，究竟何所系之？……
 
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人各一词”的状态，结果使得答案的真实性，变得十分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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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个人利益“，哪里看得见什么“集体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帮派利益，如果离开了“个人利益”，则不仅空谈无益，且在事实上没有可能。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成了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的幌子”。而“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则通过对所谓“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们个人的利益所进行的有系统的损害”，终于促进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攸关的大人物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就是这么一个可言而不可见、可传而不可受的无形妖怪！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促进个人利益！也就无形中促进了真正的集体利益。”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可以操作的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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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健康，难道要以个体的病态为代价？它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主要是要求个体实现所谓的“部件化”。即，把本来“五脏俱全”的人，强行阉割为执行某种单调任务的工具。这在所有“自由世界”、“民主社会”，表现得也相当彻底，而且理比所谓“极权社会”还要无孔不入……因为它动员的是“经济细胞”，并动员社会部件们主动参与，以“自我实现”？即，为了异化者的利益而“自我实现”！这也就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中所赞扬的西方人和西方狗。
 
在极权社会，这一“强行”经常以“威胁”的形式出现，有时辅之“感化、诱导”──但性质上都要求其工作对象的最后屈服！否则，就将其作为“反社会份子”立即逮捕法办，予以消灭。在民主社会，这一“强行”更经常地是以“利诱”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辅助手段则以“失业、流落街头”──极权社会残忍（“热情得可怕”），民主社会冷酷（“自由得恐慌”），这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在这些地方，社会的健康，甚至要以牺牲个体价值、毁灭个体存在，来维持。也许有些不错的折，也许有些调和的努力，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完全协同，说到底是个梦；社会利益的借口，流于极小一部份人的变相利益，大多数人总是被轻蔑地抛在一旁。至于说到“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正好一致，那真是偶然中的偶然、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即使可能出现，也只昙花一现，岂能长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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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牺牲实实在在的个体健康，去饲养空洞不真的“社会需要”（如前所述，它始终只是某些个人意志的变形），也许说不上是“罪恶的”，但又岂能名之为“神圣的”？除非，各人根据自己的处境（“阶级地位”），分别称之为罪恶的或神圣的！以贯彻社会的分裂。贯彻这一切“蔽于现实的渐进而不知历史的绝情”的荒唐闹剧。
 
如此看来，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尽管并不协调，却同样重要。如无个人的广泛兴趣，只有社会的刻板需要，历史会停滞不前，人就会沦为一堆无生气的活化石。而过度追求个人兴趣，不顾社会需要（即胜利者的意志）──人间秩序也会解体，陷于无序的骚乱，成为可怕的屠场。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对富有集体感的个体来说，独善其身，难。因为他怀有的的作为个体的解脱，是需要到集体解脱的洪流中方能获得的。他的这个倾向实际包含两个极端：“奴隶性格”和“英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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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奴隶性格”，是把自己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集体的解脱（由自己领导或由他者所代表的集体解脱）上；所谓“英雄精神”，则是在促使集体解放的奋斗中，加剧实现自己的解脱。英雄，也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为“独善其身” 是与“英雄”的定义互相矛盾的。
 
有感宫的解脱手段，也有心理的解脱手段……
 
上藤架抢摘葡萄──这便是感官的解脱手段。
 
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这便是心理的解脱手段。
 
而后者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科学地”表述为“心理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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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的解脱手段”并不仅仅意味着“行动”。因为有人说了，“思想也是一种行动。”当然，那感官的解脱手段则必定诉诸行动。而且是看得见、有成效、具有实际后果（即物理后果或生理后果）的行动。而如，“尽管失败了，却引起人们的景仰并激发了后世的灵感”……则不在此列，除非，失败的震撼冲击了人们的神经，达到举世颠狂的地步，从而直接转折了历史。
 
集体性解脱与个体性解脱，尽管都是个人所需要的，但在形式与表现上，则大相径庭！现代的群众心理学，对此作过深入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但并未达到问题的核心。例如，从集体意识的观点看，宗教和革命，是最明显的集体解脱的运动；而处在宗教大潮和革命运动中的群众，是恢复了他们内驱力的人，这时，他们摆脱了平时那种习惯的奴仆的身份，至少在自我意识中，不再麻木不仁。而集体性的解脱行为，并非人类仅有。在许多群居的哺乳类动物的生活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关于鲸群和老鼠集体自杀的报道、研究（《新约福音书》上还有关于猪群集体自杀行为的记载），生动揭示了一个动物集体的所有成员，是多么团结一致地奔向它们的共同死亡。虽然，这可能是共同受制于压力（如疾病或是饥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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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共同感到的紧张气氛中，也许有一个敏感者突然改变了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成为“首义者”。于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突然随之兴起。反对者称此为“脆弱”，而支持者赞许为“坚强”（中立地说，“坚强”也可以做“迟钝”解）的首义者，其反常行为或许是突然发生的，或许是久已潜伏；但只是基于那共同感到的强大压力，他所处身的那个集体，才会普遍接受其“示范作用”（这往往出于无意识，并使群众自认为共同参与了那个创造，从而得到傻瓜般的自我满足）──因而，在这特定的时空里，也仅仅在这特定的时空里，它才可能具有集体解脱的功能。
 
由此凸现了人生的三境界──
 
１，道德情操，是作为权力意志的升华，而展现并扩张；
 
２，求权意志，又是作为生存欲望的升华，而存在并扩张的；
 
３，争取权力的冲动，可以在必要时压倒对生命的渴求，求权意志这样运行，不是背叛生命，反而是发扬生命；寻求道德的冲动，在必要时可以压倒对权力的渴求，道德情操这样运行，不是背叛权力，反而是发扬权力。
 
道德情操是“恶之尤”？是的。虽然从表面视之，权力意志有时会压制生存的欲望（反抗舒适、厌恶满足），道德情操有时也会压制求权的意志（反抗占有、厌恶荣华）。这样看来，生存欲望＋权力意志＋道德情操──只是一条线索上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有时也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但是出于某种“向上的力”之错综复杂的作用，这种“力”把人不断推向他的宿命，甚至令遥远的星空也横生波折！所以，道德情操也就是“生存欲望＋权力意志”的综合的更高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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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权力的意志，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指向主要还是目的物之占有（而正如犹太人斯宾诺莎说过的：一切支配，都是消极的。）。而道德情操才更积极，因为它的指向已经是目的物之创造。道德情操的拥有者，是通过创造来实现其自我牺牲，通过自我牺牲来完成其最终创造。也许在他的自我牺牲与舍己创造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但《老子》的“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的箴言，已经划出了求权意志与道德情操之间的界限。
 
“道德情操的化身”──就是所谓“精神化身”、“理念人物”。
 
为了他们的“道德”，他们是可以放弃生存欲望、甚至放弃权力意志的。
 
在他们看来：视生存高于权力者，即那些脱离了求取权力的活动仍可苟活下去的人，只能算作“生存者”而不能算作完整的人；视权力高于道德者，即那些脱离了道德追求仍可洋洋自得的人，只能算做“权能者”而不能算作完美的人；只有那些视道德高于一切，并不惜为之舍命、为之弃利者，才是完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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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权意志，是生存欲望向道德情操过渡的中介。要达到道德情操的圣境，必须经过求权意志的熏陶，否则这道德情操必是伪幻的。然而首义的天子，不会让自己长久滞留在求权意志的尘埃中，“帝，出乎震”，他将继续升至道德情操之孤岭。不论那境域多么寒冷，他却以其不想的创造之火，点燃这里澄彻的天。这里的空气新鲜，这里的阳光刺眼，这里的风说着命运的语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世界历史可以被理解成：“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恺撒与命运之争！这是耶稣基督的命题。而哲学家们则称为“恺撒与耶稣之争”为“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权力是一种道德──在世俗的恺撒的意义上。道德是一种权力──在神圣的耶稣的意义上。在欧洲蛮族的历史上，“皇帝属下的权力的道德”与“教宗属下的道德的权力”之分，时有争斗。在中国费拉的历史上，儒家正统也以其“道德的权力”向流氓皇帝们“权力的道德”断然宣战：名份战争、明君昏君之争、正邪之争，说到底是“道德的权力”与“权力的道德”之战。这战争的原动力，被那宁死不屈的文天祥（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他迄今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人格极限，他的光辉完全超出凡人能够想象的亮度），称作“正气”。由于这位孤独的中国费拉被成群结队的蒙古蛮族所激怒──不免产生了这种偏向：“正气”的矛头所向，不是没落的皇帝，而是新兴的皇帝，也就是，是指向那些更加流氓无产阶级化的皇帝。
 
在“正气”的熏陶下，强暴的权力，总会蜕化为平稳的道德；而沉默的道德，也有一天会张开血盆大口，喷出强权的火焰，作为对那冷酷世界的热爱。这是易经式的、历史的阴阳交替：权力（阳）向道德（阴）的演变，是衰落、沉寂；道德（阴）向权力（阳）的演变，是复炽、重新升起。──这就是奴性与英雄的双重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