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王者之言》（033）

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五、意识形态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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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虎相较，必有一伤”──这古老的成语，实际上说明了生动的人际关系：两位“个人主义者”相遇，必有一位受伤、被迫转化成“集体主义者”……其实，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成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堪称例外。
 
在人的心理深处，在人的文化生活的内里，以及在人际关系的历史上和现状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存在着的”（而非“经典化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个人主义，是公然的、扬帆的权力意志；集体主义，是荫蔽的、潜航的权力意志。二者兴许殊途同归：是为了自我的伸张而巧立名目。
 
每一个和睦的家庭中，都有它的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每一个运转着的事业，都依靠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的“通力合作”，来达到它的尽善尽美。我们对“存在着的个人主义者”的理解就是我们对“存在着的集体主义者”的理解──就是一个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家伙！一个乐意（或被迫）接受他人意志的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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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德论者不是古代的道学先生，对于任何类型的道德规范及其说教，他从根本上是当作神话来看待的。从语义学的角度说，他不欣赏一切道德，因为他从它们独断的绝对论中，除了偏执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他愿意遵循一切道德，既不是因为道学家们的打动，也不是希望求得好名声；他对道德的喜爱，源于克己的要求，而他的克己要求，则濒于祝福：祝福自己保持强大、发扬强大。
 
他深信，恪守道德，可以使人克己（否则就很难做到克己），而克己，则使人强大（克己将节省许多精力──他只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克己，对损害自己的克己他并不赞同）：所以，他的道德不是别的，乃是一种更高的“卫生”。
 
正是把道德作为心理的卫生的手段时，他才愿意恪守一切道德──只要它富于卫生性──并不辞辛苦地默守那清规戒律。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没有足够的压抑（心理上的，或终于转化为心理上的），伟大事业所需耗费的庞大精力，是积攒不起来的。所以，即便不为了其它任何目的，“仅仅看在命运的份上”，就必须实行一整套严酷的自我压制！这是“个人意义的道德”，也是通向伟大胜利的崎岖小路，打下的第一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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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完成，不同于自我表现：不是主观的努力，而是客观的命运。它像是苏格拉底内心的呼唤：是不得不予以实现的“神的命令”。
 
从较深的意义上看，一切外向的努力．一切要求索取外物的呼声，岂不都是自我完成的形态？自我完成因此可以理解为：自我潜能的完成式展现。它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极限，其余的一切，甚至包括人体及其官能的欲望：都是自我完成的附庸与手段……
 
自我完成的终极──就是民族文化的自我完成、世界历史的自我完成。在这神秘的定数中，实在蕴藏文明人类的全部骄傲。其余的一切，作为自我完成过程的附庸与材料，哪怕是“天神的命令”！至于别的，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我们就是拼了吃奶的力气想弄明白，又能知道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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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所依据者，不是文化的精魂，而是文化的灰尘。残骇及余烬，成就了人们所说的“真、善、美”。真善美的本相，即是不可捉摸范围，神秘无度而又壮阔无涯的“超一切理”，而人民生活所依附的，却是死板僵硬无生气、平庸中正徒具表的“习惯”。习惯的结构，看起来生气勃勃，弹性十足；转瞬就成昨日黄花，哪里抵得住时间的冲刷？任何结构，只要形成，就日趋僵化，可选择性日小，“它的道路愈走愈窄”，直至墓地。任何结构，都无中兴的希望。自我调节的再生能力，对一切结构而言，都是高昂而不可企望的奢侈品。人民生活所依附的，竟是如此危险的海市蜃楼！
 
生活之流是庞杂的、壮观的──它几乎就是一切。但它却还不是一切，它还够不上一切。它还缺乏某种生活以外的凝聚剂、一股团结的力量、那条使它免遭支离破碎、随风飘零之厄运的“道统”。也许，动物的知觉不需要道统；植物的感受不需要道统；无机世界的宇宙情感与此更是大相径庭……但允许我忠告一句，作为良知未泯的人，他的知觉、感受和基本的情感，却是“只能如此”的──没有 “道统”，他怎么能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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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怎样？未来应怎样？
 
──这当然无人知晓。如强为之解，大肆宣传应当如何所以如何，不过是平添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暗示。也许有效，特别是对那些或脆弱或愚钝的心灵……但神志清醒如我们，真的需要它们吗？悲哉，甚至连希腊意义的天神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这就是“现代人的答案”？虽然高超的本能指引一条战无不胜的征途，也就是说，引向历史的归宿，不论什么归宿，都是好的！而一切好的道路，都是通向生存斗争的。
 
世界上何种斗争最重要？不同的结论当然大异其趣。以生物言之，则生存斗争至为重要。以个人言之，此斗争则为社会之竞争。一切伟大的天才，都与潮流对立并战而胜之。而进一步，若以社会间的斗争言，则文化斗争最重要。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种族斗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必以文化斗争为背景。何况人世间一切斗争，其结果之持久无右于文化的斗争。文化斗争的结果，影响、主宰人类长时期之命运。而相形之下，政治、军事、经济诸斗争之结果都不甚久远，最长也不过百年。文化斗争的结果，则深深影响数千年。
 
如此看来，中国的革命，实在需要置文化的革命高于一切──不是文革那样以文化革命为幌子的政治斗争，而是以政治斗争为方法的文化革命！这样，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建立新文明。《礼记》上说：“王者之业，议礼、制度、考文。”议礼、制度，要以考文为归。只有新文化的确立，方能巩固新制度、新秩序（新礼）。《礼记》的潜在结论因此是：对文化斗争的重视，应远在诸斗争之上。新文化的建立，应远在其他建设之上。新文化的建立，将使政治清明，社会理顺，百业俱兴。反之，舍本求末之途，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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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中国文明，必定是“独立的文明”、“自由的文明”。所谓自由，即是摆脱奴役状态，在哲学意义上，尤指摆脱自我奴役状态。因此新的中国文明在逻辑上必定独立于西方的、异己的文明，它也因此而是自由的文明；而不仅仅指它可以独立于感觉的世界、以自由的心灵即不依赖外物的人去创造文明。
 
古代的文明起源于奴隶制。试想，没有大批奴隶来进行专业化劳役，以便让主人榨取剩余价值，以供生活所需，高级文明的出现是否可能？幻想仅仅通过理论、学说或教义之类的东西，来加速历史进程，甚至通过精神与哲学的活动来逆转真正倔强的现实，其社会后果无疑是徒劳并适得其反。想想看，从老子到韩非只差一步！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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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文明都起源于自愿服役甚至是自愿的奴工──以苦为乐甚至“以工作为消费”的精神。这就是使得种族与文明再度纯洁起来的关键秘密。
 
我给纯洁的定义是，“涤除了罪恶”。所谓罪恶，原指有害的因素。因此，没有“天生的纯洁”，只有经过痛苦的洗涤与化合而后获得的纯洁。否则，天生的纯洁，岂不与“无知”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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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宇宙论”应该服从“伦理学”。这该比“科学是神学的婢女”更婉转一些。这也是宇宙论不同于科学的模糊之处：因为一切宇宙论总不免猜测的成分，而善的猜测，总比恶的猜测要好。伦理学的需要，也是为新文明的生长提供保护，新的文明，是人的理性所能认识的最高需要。精神的贵族，就在于指示这个需要并导向这个需要，以完成历史的成长。
 
在生长的意义上，只要恰当运用生物性，就能消除“二律背反”这因偷食智慧果而堕落的人所产生的心智迷误。所谓矛盾其实产生于心的“二律背反”，除此之外世间万物的摩擦激荡只是“冲突”而并非“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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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意义上，可以集中注意力，去理解“公理”和“正义”：只有当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达到了均衡，从而消除了独霸与独霸的威胁，公理、正义，才能作为经过多数人同意的“道德观念”而宣告成立。人的历史的既在不断发展中，绝对均衡当不会有，所以，只有永远的波动、不断的调整甚至出尔反尔的消长，才是“公义的”。而在这样的回合与循环中，“强权即公理”、“胜利即正义”，就不是偶或的而是经常的了。
 
280
 
一切都变易，没有长久不变的心与物。只有人类以外的神，没有客观的善恶。新的生命仅仅注重──“保持自我调节能力并抗拒历史因素的腐蚀。”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守旧，是衰退的表征，是死亡的印记，在不断变化的挑战前，不开创新的道路，与死何异？所以，彻底的破坏要比彻底的僵化好，盲目的革命甚至要比理性的反动好。认清天命，顺服天命，以创造新生活新文明。
 
281
 
没有“受过天命的奴役”，如何成长为一个“不受诱惑的自由人”？自由人之所以自由，正在于摆脱了奴役状态，而不在于他从来没有受过奴役！
 
天生的自由状态，其实是个子虚乌有的谎言。没有固结的善恶，只有生成中的善恶。换言之，得当者，恶成为善；失当者，善成为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