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王者之言》（036）

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八、权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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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迷惘”。例如，一个人在目标明确、信心坚定时，可以忍受大量的痛楚、非常的折磨，而不以为苦。甚至一个摇摇欲坠的病躯，也可以在此等意志状态的驱使下，焕发可惊可泣的光辉力量。但“迷惘”却足以使一个健壮的躯体，弱不禁风，并使幸福平和的生活暗淡失色、满目尘埃。
 
“迷惘”起源于归属感的失落。比如，在许多亡了国的遗民中，就普遍弥漫迷惘的情绪。在某些社会性或国际性的巨乱（比如世界大战和革命浪潮）使原先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时──迷惘的情绪也会起而主宰人心。这仅仅因为：原先牢固的归属意识，这时全然崩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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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一切动物，事实上都有极强的归属感，这往往现形为故乡的眷恋。从渊源说，这是从植物对土壤的依附发展而来的。人和植物甚至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除了眷恋物质环境外，还依恋文化形态和精神事务。对此，自杀前夕的诗人屈原一语双关地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对动物来说，这只是一种本能；而对人来说，除了本能还有意识的作用。这样一来，生活的需要，就上升为精神的需要。这就更加使得社会性的归属，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了！“精神上的故乡”和归化的第二故乡，往往比事实上的故乡更加可爱。非可爱也，乃是文化上的故乡，较之生物上的故乡，能够激起更强的归属意识。
 
这是为什么？这仅仅因为，“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而人们，不论奉行怎样的教义，总是倾向于崇拜更大的权威。即使从事实上说，经济的活动影响了心理的活动，但在人而言，经济的存在却是模糊的、间接的、它只通过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去影响人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为理论脱离实际”（“他说的话，自己都不相信。”）的虚伪性而感到“迷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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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上宣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抄手们，当他们讨论世界历史的演变（“社会发展史”）时，却十分奇怪地不以经济形态的变化来划分他们的“新纪元”，而是坚定不移地以某个政治制度或政治事变的开端，作为他们的“历史分水岭”，如“奴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他们甚至把最大的热情，倾注于某个政变（如十月革命）的讴歌上，这时，“经济基础”的神话，已被贬为可以由政治力量任意改造的丫鬟了。到底是政治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政治？个人崇拜随之兴起，而且成为压倒一切的“历史任务”。
 
这突出说明，权威是生活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和主宰者。尽管，有自然的权威，有社会的权威；有世俗生活的权威，有精神生活的权威。但是什么样的权威，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生活：无机世界的生活，有机世界的生活，社会世界的生活，心理世界的生活……就是分别来自星系的权威，地球的权威，他人的权威，自己的权威……地球的主人，还要服从星系的权威。
 
人，终究还是要通过人格权威，去认识无人格的权力的。人，只能这样发现并理解人格化的权力。所以，即使我们不妄谈所谓的“因果关系”，我们仍能发见，权威，在人生和历史的进程里，拥有决定性。权威，就是作用于人生与历史、社会与文化的那种权力。如权威之支配历史，是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历史。于是，所谓历史，就是从这个权威过渡到那个权威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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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时期”的划分，实际上都以某一权威的崛起或陨落，为其标志。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无论哪个学派，无论它如何宣称与此相反的“平民化原则”（如高唱“奴隶创造历史”、“人民革命万岁”），其实余与专制暴君只有一墙之隔。人们实际上都亦步亦趋、像走狗一样遵循着对于更高权威的承认、叹服和阿谀奉承。例如，是秦始皇的出现，而非什么新经济结构或新生产技术的出现，一举结束了战国、开辟了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同样，是达·芬奇而不是透视法，给予近代油画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因为透视法早在几万年前的洞窟壁画时代就产生了。但洞窟壁画时代没有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而正是这等“权威人物”的来到，才有力支配历史的发展，岂是简单的宣告或是“标志”而已？
 
“历史的发展”，就是通过此权威对彼权威的“取而代之”，而实现、展开的。在两个权威之间的空旷地带，历史的清晨显得多么荒凉。在项羽的言行所显示的项羽意志中，“取而代之”的躁动及其塑造历史的奇妙功能，充分而鲜明地呈现出来！取代里，有承继，正如破坏中，有建设。但取代仍使人耳目一新，犹如破坏将顽固的障碍一扫而光。人们是通过取代，来理解历史，并把握历史的。犹如通过对原始土壤的打破和耕耘，建立自己的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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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此是从彼权威到此权威的纽带。权威，就是历史盘根错结的中枢。历史的乱麻，只有到权威的底里去探究，方能理清。历史之谜的获解，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人格权威的心理学”和“权威势力的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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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多少“权威”？以其对世界“历史时期”的划分，宰割了我们对历史的完整理解？因为这样的宰割，可以证明他们的趁乱夺权的趁火打劫的“造反有理”？新权威的光临，有时把历史一截两段，有时却要接续断烂的历史。人们习惯于称前者为“破坏”，而称后者为“创造”。尽管在事实上，这两种作用是彼此渗透、互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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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段历史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只是某个权威的黄金时代！这权威被后人奉为公认的鼻祖。
 
某段历史的“黑暗时代”，也是就某类权威而言的黑暗时代。
 
没有普遍的黄金时代，正如没有普遍的黑暗时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他们”的黄金时代，正好是“我们”的黑暗时代；于是“我们”的黄金时代，也就意味“他们”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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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权威必不可少──他是一切生活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润滑油，他是一切生活的指导者而不仅仅是宣传家，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威，才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权威，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权威；有什么权威，就有什么世界。欲摧毁一种生活，先摧毁其权威；欲建立一种生活，先建立其权威。权威后于生活，权威先于生活：权威是两种生活之间的媒体！
 
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件事实。羊群有自己的首领，狼群也有自己的首领；凡有群体的地方，就有自然形式的权威。这不是灰色的理论家们可以一笔勾销的。
 
权威之所以经常流为僵硬而殊少活力的偶像，权威之所以经常成为扼杀新事物新人物的卑鄙杀手，是因为权威一旦形成，他的主要职能便是自保，拼命压制他认为对自己的权威性构成挑战的新权力。我毫不怀疑，如果耶稣今日重临世界，还是会被正统教会的权威宣布逐出教门，并被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宣布驱逐出境，最后依然还会遭到死刑判决。区别只在，这次不是钉十架，而是坐电椅！杀害的手段文明了，这就是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这样不断宣布革命者死刑的权威，第一要义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在事实上已经成熟到腐败的程度。成熟，并不像功利主义者们所断定的那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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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熟到腐败，仅有一步之遥，而且这一步是必不可免要迈出去的。
 
“熟透了的权威”，比之熟透了的文明，更是历史发展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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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威领域内，“扬长避短”是不可能的。权威和万物一样、且比万物更甚，携带可怕的惰性。这惰性使权威变得格外有害，越伟大的权威也就越有害，报应丝毫不爽。要想从这命运下逃脱，只能求助于奇迹；而自以为是的补救方法，也是毫无用处的。历史的风暴之所以令人感到清新爽快，无非因为它扫荡了熟透了的权威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霉气，和使人发憷的温热。
 
如此看来，唯一的希望在于新权威的继起！他打破古旧权威与成熟权威的垄断，犹如厚厚的乌云，闪现一道湛蓝的天。尽管新权威也会成熟、腐败的，但他现在毕竟尚未成熟与腐败，他还满含活泼的生机，他还没有学会矜持和官腔，他尚未颟顸蹒跚──他正专心致志反抗使人窒息的一切，义无反顾，使人感动的一切，就会来自他的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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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威的滥用并非强大的标志，而是腐败之尤。这不是“激愤之辞”。因为，每当不顾场合与时机而滥用权威的力量时，就说明权威的内在力量已经结束了。这时，起作用的不是权威的实际功能，而是他的形式本身。他利用多数人们对其形式上和习惯性的服从，来横征暴敛，而再也吸引不了明敏者的注意，无从激励他们的首创精神。如此，权威的灵魂已经瓦解了！
 
这样的权威决不是什么万妙灵丹。权威原是有所为而发的，任何权威都有其特殊的功能，为解决某种危机而来到世间……当一种权威被“普遍运用”时，可悲的暴戾时代就降临了。权威的内在空虚，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整个社会和全盘文化，染上不可医治的虚胖症。当代历史中的实况，有力地论证了我们的思想：某个权威的“大器”及其影响，并不是什么客观事实，而仅在他似乎满足了人们的权威感！天神、国王、英雄们内在力量的度数，取决于它所唤起的权威感。所以，某某形式的天神、国王、英雄都难免衰微，但天神、国王、英雄后面的 “那力量”永不衰颓。形式在变，但内含的力量常在。人的权威感于是出之以不同的假面，借用任何光灿夺目、喧宾（形式）夺主（内在力量）的时髦装束……但权威感本身，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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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感背后的“那力量”，反压制、抗沉沦，鼓舞我们，创造了有关 “天神”的种种灵魂学说。人为了更有力地活下去，必须凝聚更大的力量，必须把自己与某种更大的势力（如“宇宙的主宰”），结合起来。
 
这一结合可以出之各种形态。它可以是“正”（投效形式），也可以是 “负”（反抗形式）──还可以是其它形式（“合”）。但人却无法真正“中立”，他必须对此做出某些“抉择”。他必须以某种形式，与上述势力结合。否则，环境的压力将使他粉碎，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孤独、沮丧、颓唐、崩溃……这就是“权威感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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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渴望权威。不是渴望自己成为权威，就是渴望寻求并归属于一个权威──以满足自己的“权威感”。
 
天神、国王、英雄──就是“人的权威感所造就的光辉形象”。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喧宾夺主的工具。并不是有形有性的天神创造了世界！也不是人的幻想创造了天神！而是创造了人的权威感的那种力量：塑造了命运观念的千奇百态。形形色色的神王或霸主、古代英雄和现代领袖──在那深而又深、玄而又玄的力量看来，只是些飘浮不定的影子、人的权威感的影子。
 
由此看来，特别强大的权力来自三方面的综合：
 
A，尽天性而有逢其时──来自天；
 
B，内部的协调一致又不扼杀创造潜力──来自人；
 
C，对外关系中的为而不有──来自地）。
 
这样的权力论，是古老的而不是新颖的。这样的权力，更加腐蚀人，而不能使人强健。如此系统的权力，在中国生活中已经成为扼杀灵感的一个借口，因其披上了“理性与科学加命运的面具”──而变得格外有害了。而真正的自由，倒是死亡的儿子（而不是权威的儿子）。哪里有了死亡的影子，哪里才会升起自由的曙光……一切自由，归根结蒂都是生命的自由。不但是人的自由，而且是“动物的自由”、“植物的自由”、“原生物的自由”甚至是“众神的自由”。那渴望摆脱命运的努力，那充满狂喜精神的斗争……自觉不自由的人类，才欢呼那致人死地的斗争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为了这样的斗争，“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已经奉为金科玉律；而对于自觉自由的亡国奴，如此奢侈的自由，是不可理解的，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汉奸思想的表达。在腐败的权力论熏陶下，亡国奴个个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1236—1283年）理论，但个个躬行 “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张弘范（1238—1280年）“实践”，形成“国军来了迎国军，皇军来了迎皇军，共军来了迎共军”的千古奇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亡国奴的理论历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