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来稿：犹太人与中国

万维读者俞力工来稿：据台湾《中央日报》1996年10月3日《中国的“辛德勒名单”在陈逸飞手上》一文报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两万多名犹太人在两位日本驻欧使馆官员的私自协助下，成功地逃往神户。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本当局又把该批难民送至上海虹口集中管理，由是与中国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目前犹太人知恩图报，计划协助著名国画家陈逸飞先生将这段历史搬上荧幕...。”

 公元70年，自犹太人遭罗马当局驱赶后，便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中国史料曾不断出现有关犹太人的记载，唯犹太人迅即与中国社会融合，同化于中国社会，因此甚难对中国犹太人的动向作一全面的了解。然而依据此一侧面，或可说明中国社会的一贯开放，中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一贯和谐。

 十八、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国势日衰，与西方工业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日趋扩大。此际，前往中国的犹太人要么把中国当作前往美洲的中转站，要么凭着本身的相对优势形成较独立的犹太人社会。
 以上海一地为例，十九世纪中叶即有400-500名来自中东的犹太人从事商业活动。1917年俄国革命后，将近有15000名俄国犹太人定居在东北，另有3000-4000名俄国犹太人迁至上海。上海市本身，于1842年鸦片战争后即成为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先后有十一个国家在该地占有“租借区”，由是成为犹太人于三十年代可无需签证、自由前往的两大城市之一（另一个为摩洛哥）。基于此原因，欧洲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便大批投奔上海市。1941年高潮时期，该市犹太人人口几达两万人之多。

 1937年底，日本攻占上海，置该市于军管之下，然而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却采取不干预政策。在中东犹太人援助委员会和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的通力合作下，先后在该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援。1943年2月之前，犹太人在上海曾拥有三份报纸、两所小学，同时还可从事文娱活动，包括推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1941年初，一千多名波兰犹太难民(多为波兰社会的精英分子)持日本驻波兰使馆签发的过境签证前往日本神户。由于签证多已过期，日本当局便网开一面予以延期。随后，却出于不愿得罪德国的政治考虑，又把该批难民遣送上海市。战争期间，不曾有过“两名日本驻欧使馆官员私下向两万犹太难民提供协助一事”（至多是上述的1千多人）。然而先后有两名日本“犹太人问题专家”对“犹太人政策”起着关键作用倒是不争的事实。

 1943年2月18日，日本占领当局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之下，把上海市的德、奥、波犹太人悉数关进占地五平方公里的虹口区集中营(俄国犹太人不受影响)。该情况虽然使犹太人的处境一度恶化，但营内犹太人仍然允许自由从事宗教、文化活动，集中营四周也没树立围墙或路障。值得一提的是，集中营内也同时住有数千名中国人。他们与犹太人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其中也有若干人与犹太人缔结了婚姻。
 二战结束后，近半数的犹太人移民至北美洲，另一半则前往巴勒斯坦。剩余者先后于1949年和五十年代中期离开中国国境。

 持平而论，二战期间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中国当局始终无权干预。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与犹太难民之间的友谊也至多可归类为“难兄难弟之间的朴素情感”。真正耐人寻味的倒是日本当局对犹太人所持的态度。

 话说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时，曾有一位影响力颇大的美国犹太人银行家希甫(Jacob Shiff)向日本提供了四笔巨额贷款。基于此，希甫便成为获得日本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也同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犹太人。一般日本人，对犹太人既无传统的宗教、文化仇恨，对落难的犹太人自然会产生点感恩图报之心。

 三十年代中期，自从国际上出现大批受纳粹迫害、驱赶的犹太难民之后，日本也成立了一个处理犹太人事务的“专家小组”。该小组的两个负责人对欧美社会的反犹宣传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人势力的确垄断了国际金融，控制了美、英的政治与外交，因此作出了如下判断，即“对犹太难民表示亲善，便能从犹太资本家处获得开发满洲国的庞大资金，便能改变美国的敌日态度，便能吓阻苏联进攻日本”。由于这一误会使然，让数万名落难在东亚的犹太人侥幸躲避了一场大浩劫。

 历史上，犹太人由于基督教世界的恶意宣传而惨遭迫害的事迹比比皆是，然而在恶意宣传之下受惠，或许就仅此一回了。原载1996年《华声月刊》

 为增进对犹太民族的了解，在此转载一篇10年前发表的拙作。据了解，近几年国内对历代前往中国移居的犹太人已有较深入的研究。重登此文目的不外是提供一些国际背景。
200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