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政府与民众的买卖格局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工具，其影响遍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信息化是当代技术进步的主要特征，那么它会给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环——社会治理——带来何种变化呢？近日一则来自四川的消息似乎从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据媒体报道，四川已实现省人大与省财政集中支付中心的联网，凡通过省财政集中支付中心支付的每一笔钱，都在第一时间处于省人大监督之下。这种“在线”监督，使政府花钱的过程变得阳光、透明，国库的钱柜子变成了“玻璃柜”。技术进步解决了即时监督的难题，使原来复杂的问题显得轻而易举。

但是，在此之前，无须借助信息技术，西方国家也实现了立法对行政预算的全程监控，并且卓有成效。可见，有效监督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而在于有没有足够的监督权力。对中国来说，即在于执政党愿不愿意让立法机关与民众真正分享权力，首先是知情权，然后是监督权。

执政集团不愿意开放政治权力既可能是整个集团出于维护政权稳定需要的公心，也可能是个别人出于维护既得利益需要的私心。虽然中国的政治权力没有真正放开，但执政党已经公开认同“政治民主”目标，这说明民主化已经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所谓大势所趋，是指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已得到国际社会共同推崇；所谓形势所迫，是指面对众多权力腐败及公权力侵害私权利事件，民主化已不得不作为解决方案之一被提上议事日程。在一个开放社会，在一个权力违规、越界频繁的年代，拒绝民主化难有充分理由。

虽然已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但民主化可能危及政权稳定、损及既得利益的难题始终未获破解，因此执政党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将民主化的目标推之未来。正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四川的尝试尤足珍贵——将民主化目标的实现期之将来并不等于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待，中国可以、而且应该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让民众一点点地分享权力，首先是知情权。

技术进步已经为这种渐进提供了充分条件。目前中国七成以上的政府及其部门已建有网站，完全可以利用网站让民众及时知情、即时监督。但实际情况是，现在大部分政府网站只是摆设，内容空空如也，花费大量经费搭成的信息工具成了忽悠老百姓的形象工程。究其原因，还是政府不愿让老百姓知情，不愿接受群众监督。毛泽东说得好：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没有受到“不得不如此”的压力，政府很难主动放开权力。

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古今中外已有不少理论包装，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一种买卖关系。民众是买方，政府是卖方；民众付出的是经济上的税收、政治上的服从、思想上的认同，政府提供的是各种公共服务，帮助民众实现秩序、公平与自由。当买卖关系确立后，民众支付价值的大小即已确定，因此，从自我利益出发，政府会倾向于尽可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截留更多利益。这种情况一旦被民众察觉，当然会引发强烈不满。民众不愿意付高价购买次品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他们会要求收回付款。

首先被收回的总是思想上的认同，它会导致政府的治理成本增大、官民矛盾增加；其次被收回的将是政治上的服从，它会造成政治危机；等到危机蔓延至经济上的税收，政权崩溃即很难避免。为避免这种危险，执政集团无一例外地会作出自律要求，力求改进服务，使这种买卖关系能够持续。但是，执政集团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阶层。当少数有责任意识的人致力于改进公共服务时，可能大多数人还孜孜于眼前利益。这种情况必然引发执政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与斗争，它既表现为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也表现为各种权力斗争。

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设计来解决这一难题的。通过强化民众一方的力量，也就增强了执政集团内部有责任意识一方的力量，使执政集团的整体行为向着改善公共服务以巩固买卖关系的方向倾斜，而不是执着于眼前既得利益。而在民主程序尚未建立的环境下，有责任意识的执政者只能通过强化自上而下的权力来约束、规范执政集团的行为。这种集权化反过来又会增强体制刚性，使朝向民主化的改革更加举步维艰。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提到：要坚持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重点，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努力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表明他愿意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来维护政权稳定。但在现行体制下，要实现此一目标，他仍然只能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控制手段。以少数人之力要控制全国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还要提防内部大大小小的蛀虫，其难度可想而知。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艰难，凸显了在另一方向上渐进的必要性。技术进步的魅力在于，它为这种渐进提供了化难为易的手段：政府不需要让渡多少权力，不需要担心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风险，就可以让民众知情并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