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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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的巨灵凝聚起来，一个革命的朝阳就升腾而起。它消解晨露，杀害夜梦，超拔多人于陷溺之中。
“历史的悲剧”仅仅在于：最大的敌对、最激烈的斗争，往往是在极优秀的少数人之间，展开。他们在这热烈的厮杀中，耗尽大部分精力，而多数人却以他们的腐败，来坐山观虎斗，等定局之后，再把自己的惰性，注入少数人的创造成果，使之害病，使之变形，使之腐烂。少数人之间的斗争，是通过无情的厮杀，为明日灿烂的文化，预行选种，孕育浩大的文化精魂。而多数人的趋附和秧歌欢迎，却是以阳奉阴违的方式，实现“好事变坏事”的雌性谋略。
只有当少数人联合在一个旗帜下，以同化与歼灭的双管齐下，把受到旧习惯捆缚而举步维艰的多数人，从游离的散沙状态，催化为有机的生长结构。这样，文化精魂的构建告一段落，明澈的哲人政治就来临。如是，历史悲剧，应视作历史喜剧，因为历史是只要“结构的更新”而不问“细胞的代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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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之间的无情厮杀，为他们之间的重新组合提供了前提。这不仅是政治结构的，也是高级文化的基础，是走向哲人统治的必经道路。
一切胜利了的革命，都是上述意义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光辉胜利”，是极为残酷的征服和践踏。一切革命的失败，都是多数人的惰性成功地阻遏了少数人的锐进精神，从而继续保持社会的腐败和懒散状态。因此，一切客观意义的“专政”，都先天带有“革命”的血腥性质：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强制、鞭策等等，其功能是实现某种社会振兴与文化复兴。
如果这些少数人成功了，就被后人叫做“周武王”、“唐太宗”，受到万世景仰；如果他们失败了，则只配当上“陈后主”、“隋炀帝”，受到千古诋毁和唾骂。其实在私人意义上，这两造也许并没有什么差别，如唐太宗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同样都是杀害父兄的邪恶之徒，但前者却被定义为明君，后者则被定义为昏君，岂不谬哉！其实呢，是上述的历史机制定夺了这一切。因为只有卓有成效的专政，才够得上“文武之治”的雅号：因为这是历史的改轨，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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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而言，并非历史波澜的变态，而是其有机构造。而革命力量得以崭露头角的背景，倒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社会病态。所以，应该受到谴责的，不该是造成破坏的革命者，而是制造了革命者的那些社会，是使革命成为正义化身的社会习惯。在顽固地拒绝革新、拒绝勤勉地努力、拒绝不断微调地积累与进步的民族中，革命的道路，成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变态法宝，成为“逼使懒猪出圈”的极端手段，成为“起死回生的毒药”。
革命的专政，专政的革命──此刻成为“继绝世”的文化肇因；最野蛮的革命于是成为创造最文明的社会的主要动力、唯一杠杆、无比丰饶也就是无比血腥的培养基。这一点古代神话早由预示，所以那里的众神都爱好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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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两大形态：荫蔽的与公开的。
荫蔽的、和平的、没有硝烟的革命和征服；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
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前者；民族战争、国际战争，是后者：但这两者都是更新文明、代谢社会的垂死挣扎。而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则是“到了最危险时刻”的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因此理所当然也是被长期的旧习惯宠坏了的懒蛋们，在迷梦中醒来突然面对一群国际野兽之际“被迫着发出”的。这是历史意义的还债，是对懒蛋们以往惰性习惯的严厉惩罚，是他们仅剩的活路。历史的幸运在于：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的惰性与“暴政”，则可以采取“不流血的革命”、“没有硝烟的战争”的道路。历史的不幸在于：和平的革命与征服失败了，社会被迫进入那流血漂杵、硝烟弥漫的战地。
所谓宗教，其实也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所进行的一种“隐蔽的战争”；而新宗教的胜利，则是少数人的灵性对多数人的动物性的暂时征服。而多数人对一个新宗教的投诚、皈依等等，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仅仅是多数人的动物性对少数人的灵性，即将发动侵入、腐蚀、败坏的前奏。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颂歌，是荫蔽的“哀的米敦书”（最后通牒），是来宣告那曲解、附会、存其身而亡其政的 “人民战争”，业已爆发。
只有遍布炮灰的“人民战争”，而没有自觉自愿的“人民革命”，因为多数人不会自觉革命；只有少数人才会阴谋造反。历史上虽然有的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但领头的永远是少数人的狼性而非多数人的羊性。动物性只能充当动力（如“马力”），而不能把动力引导到建设的方向。成功的革命，必有灵性引导；而灵性对畜力的驾驭、成功的革命对群众运动的充分利用，虽是采取了“人民战争”的形式，并非获得了“人民革命”的实质；也就是说，其性质是“运动群众”而非“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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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规模宏大、形势混乱的内部革命或战争中（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堪称在全球历史的规模上，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大范例）──敌对营垒实际上应当这样划分：
A，具有王者气质的首领及其具有灵性的助手。
B，交战各方中不成气候的首领、他们的部众以及王者之师的部众。
这种划分，不是出自无聊可笑的阶级归类法，而是出自“少数人──多数人互为因果；多数人──少数人交替作用”的新历史观。
少数人的灵性，是要以自己的趋向也即“命运要他们这样坚持意志”来做成历史；多数人的动物性，是要以自己的惰性也即“机遇要他们这样玩弄诡计”来涂改历史的帐本。少数人的对手，不仅在公开战争的敌方营垒，也在荫蔽战争的己方营垒。这两造乃是多数人惰性的联合阵线，它构成两线作战的严峻局势，贯穿并推动整个历史，而不止息于正朔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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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王者气质的各派首领及其助手，虽然互相残杀，却是真正的“同志”：他们都固执自己的灵性而极力排他，多数人的动物性作为促成他们意志的动力，则是服役的刍狗。这些灵性互相角逐又互相钦佩，公开厮杀又私底下敬重，虽然怯懦的刘邦只敢要项羽的尸体而不敢面见他的灵性。
灵性交锋的结果是历史的报应：多数人死伤狼藉、社会更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率、主宰、养育、抚爱──是隐蔽战争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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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与被治者间的共同利益，仅仅在于他们之间的生态关系：宛如狼与羊，仿佛乌鸦与狐狸。只有当统治者的灵性已经趋于黄昏，他的灵性沦为多数人动物性的代表，而被治者中尚未涌现出新的少数者灵性的那一个空当，这种生态关系才体现为头羊与羊群、老乌鸦与小乌鸦、老狐狸与小狐狸之间的“同志式关系”。这类似于庄子的“相濡以沫”，是平等的、动物性的废墟，而不是玄峻的、灵性的建构。
只有社会衰落的时分，这两造才有短暂的休战。这时，双方都精疲力竭，势均力敌。这种“可耻的休战”，被利益相反的各种官方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叫做“黄金时代”、“太平盛世”。所以一切黄金时代、太平盛世，并无转型意义的文化创造、社会更新。相反，历史是在这里逐渐停滞、无形变质、有形蠹败。于是新的少数人又乘势崛起，大张旗鼓奏起狂热、虔诚的进行曲……或隐蔽或公开，新一轮的和平与战争，又爆发、轰响，以虎狼之势突击霉烂的平原──开辟高山，制造峡谷，万里江河切开峡谷，奔腾的分化世纪，在此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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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的动物性存在本身，对于少数人的性灵已经构成一种压抑，特别是在这人口过剩的、蜂窝般的“文明末日的社会”中。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罗马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采取了新宗教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在太平洋岸边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秦汉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形诸于新宗教的宝卷（释迦牟尼的开悟等等）。各种“高级宗教”，都是作为少数人的叛乱宣誓，出现在历史的绝望中。尽管这种宣誓，经常采取出世的或来世的形式。
少数人的初级反抗形式，叫做“犯罪”。所以，精神上的创新无不被列为重大犯罪，故历来的先知先觉，“都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尽管多数人的动物性，才是对历史的真正犯罪，但他们却反过来把少数人的灵性，列为犯罪。罪魁这样，耶稣和悉坛多──分别以“救主”和“佛陀”的身份闯入历史，代人受过，以其时间性征服空间性，完成空间的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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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真正对手，不是他的故国，不是那横遭其军团蹂躏、毁灭的异文明；他的真正对手乃是以其部众为最典型代表的多数人动物性；那异文明的复杂份子，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
A，蒙古各部先后对成吉思的兴起所施加的压制、迫害，刺激了他的锐迸、崛起。
B，成吉思对文明各国的征服过程，实际上包含了对其部众的“隐蔽屠杀”即“借刀杀人”的含义。
C，成吉思汗如此一箭双雕，如果不是出自阳谋远虑，就显然出于无意识的引导，也就是所谓的“代表天意”了。
D，成吉思对被征服各国表现的蔑视及仇恨，是对那些从小就迫害其家族的众多恶邻、叛徒以及蒙古各部的是嗜血成性的敌对势力的“移情作用”。
E，由于这种移情作用，成吉思对恶邻、叛徒、蒙古各部的战争，成为隐蔽型的，而其公开的战争则成为国际范围的征服。
F，情绪的普遍化、齐一化和情绪的哲学化身之关系。
“决定历史命运的鞭子”如成吉思这样的屠夫，要感谢多数人对他的压制。故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陈词滥调是安慰“天意的仆役”，是 “对自己也并不怀有善意的”那种。如此一意孤行者，方可以当得起“文明史的精子”，而把多数人所构成的社会列为被动的腹腔与子宫：精子突入，阴阳交感，历史生焉。
全世界的少数人联合起来（而不是全世界无产者无赖者联合起来），全世界各种族各文明各国家各阶层的少数创造者联合起来，种族、文明、国家、阶层的藩篱与隔绝，打破团结在天子旗下，联手创造全球的未来！排除你们之间的纷争，全面突击多数人惰性的腹腔：以此判决历史，也判决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你们不是代表自己实行终极审判：而是代表命运实行过程的判决。为此，也仅仅为此，你们才拒绝自相残杀，因为你们是党同伐异的世界精英。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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