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宁来稿：不准说话与反对有罪

万维读者曾宁来稿（原题：不准说话与反对有罪——观念导致落后等探源）：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制度上的缺陷、弊端，等等，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落后的总根源。不准说话，说话有罪；不许反对，反对有罪；等等，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

人有口嘴，就会说话。人有见解、想法，就会有反对，就会有意见。人有口嘴，而不准说话，说话有罪，无异于逆违人的本性。人有见解、想法，而不许有反对意见，反对有罪，无异于背离人类文明。

一个不准说话，说话有罪的国家，肯定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国家。一个不许有见解、想法，不许有反对意见，有反对意见就有罪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社会、甚至是一个邪恶丛生的社会。

药不能乱吃，话却可以无所不说，只要言之有理。中国有句老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话是人的本能，更是天赋的权利。还有一句话，“言者无罪”，却包含了在专制文化、专制制度下“言者也有罪”的隐义。

什么不能反对，没有。只有经不起反对的虚假、伪无，经得起反对的则是真实。一个不能反对的政党，无疑于假冒伪劣的货色。

因为说话，因为有反对意见，就抓起来，或者强制劳动教养，公共安全局岂不成了意识形态局。因为说话，因为有反对意见，就抓起来，判刑、送监狱、服苦役，国家安全局岂不是党国安全局。

观念及行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文化观念的转变、进步，可以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盛衰强弱的重要因素。而一个被封住了口嘴、扼住了咽喉、窒息了思想、扭曲了性情的民族，只能是一个落后的民族。

观念与制度的变革，是一个国家、民族走上富强之路的关键。在制度难以变更的情况下，文化观念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突出，甚至可以说，文化观念的改变优于、高于制度、体制的变更，当然，这并不是说，观念的转变是制度变更的先决条件，而恰恰相反，制度的变更可以成为普遍的观念变革的强大推动力量。

西方人崇尚“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则信奉“好死不如赖活”。或者换成东、西方人各自的语言习惯、词汇意境等来表述，就是 ，中国人崇尚“为了活着而活着”，西方人则信奉“赖活不如好死”。

因此，西方人积极、进取、拼搏、创造，而中国人则消极、无为、因循、守旧。

“不自由、毋宁死”，是主动的，因此，西方人勇于向外冒险、敢于担当道义。“好死不如赖活”，是被动的，只有在“官逼民反”时，才会有“不得不反”；只有在“忍无可忍”时，才会有“不需再忍”；只有在“逼上梁山”时，才会有“迫不得已”。因此，一方面，中国人因为懦弱、惰性是最好被治理者；另一方面，中国人一旦得势又往往是残酷无情的；同时，中国人又是最善于内部窝里争斗的。

“一笼鸡不叫，总有另一笼鸡会叫”，当我成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这样的言词，着实吃了一惊。相当多的中国父母确实是把这种认识、观念作为自己多生多育的“理论”依据，国人急功名近利禄不成而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心理积淀由此可见一斑，切不说人怎能被比作鸡畜，中国人重生育不重教养的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低素质人口的恶性膨胀。

没有是非，缺乏大是大非感，多数中国人都是为自己、为家庭、为家族而活着。国人自私，欠缺人文情怀、缺少公义关爱，既有文化观念上的原因，跟中国的帝王文化在人们头脑中投下的巨大阴影有关，更是历来统治者暴虐、专制、残酷、独裁的罪过。

自以为是，这是中国人的通病。每一个人都喜欢把自己作为他人的标准、尺度。愤世嫉俗，其实是理性精神的不足。站在岸上，遥看落水的人呛水扑腾成了一件快乐的事。成事不足，自己不承担责任不说，批评他人仅仅是为了自己口感与虚荣心的满足。理性精神的缺失，不是因为理性基因的不存，而是因为被神话了的理性文化走火入魔，埋没了中国人的心性、绝灭了中国人的性情。

自己是自己的文化、制度的受害者，但身陷其中、深受其害却缺乏对中国文化、中国制度的应有认识；还总爱把自己的不幸、灾难、贫弱栽赃嫁祸到西方强国的身上；批评中国文化、中国制度就象是要夺取他本人的性命；更有国粹论者振振有词，“中国的东西原本都是好的，坏就坏在后来……”，“中国的文化是拯救西方、拯救世界的唯一良药……”，等等等等。

文化观念不变，国家、民族崛起无望。制度、体制不改，中国社会残疾、瘫痪。

2006-8-16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