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九、争雄与守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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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时代在历史中交替，这就是“争雄”与“守雌”。
争雄时代是唯物主义趋于上峰的时代，它的基本倾向是外向的。守雌时代的特征是“退藏于密”，它的基本倾向是向内的。无论就个人还是就社会整体，这两种倾向都可谓鲜明而一贯：前者使社会沸腾，后者使社会沉寂。
争雄时代的终结，是由一些伟大的收敛性哲学宣布的。战国时代《老子》的“守雌”哲学，预告举世滔滔的国际争霸时代，即将结束。在希腊世界，斯多噶哲学、犬儒主义，充当了相似的导师角色。在印度，则是佛教和耆那教。
守雌时代的结束，却不见得要由某种明确的哲学来宣布，毋宁说是通过 “宣布放弃某种哲学”来预示：它通过社会的灾难而实现，像匈奴人西进欧洲和后来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再如中国的黄巾暴动、五胡乱华，以及洪秀全以降的近代中国──都是文明转型引发的社会灾难，也是“争雄”时代不宣而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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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永恒基础是什么？
是细民们对强权的畏服。这，也是各种“社会性”的有力表现，是各种 “社会功能”的基础。于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被征服者的沉默血液，尤其是像汉人这样不久前还屈服在蒙古、满洲、日本、苏联铁蹄几乎不间断的蹂躏之下的可怜族群。这样被强暴的命运，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仁慈的神明、自主不自主地崇拜胜利的魔王。
尽管由于生理作用的反弹──这沉默的血液也要做出某种反抗，发出零散和微弱的抗议……有时还以同情弱者和失败者的婉转形式，偷偷表现出来。但很少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以身相殉地这样做，而一旦有了，就被迅即灭族；这样，我们的奴性在生物学意义上都是日益深重，牢不可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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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并不是创造者和宗教领袖在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精神，而是人们如灯蛾扑火般地趋奉于创造者的信仰、宗教领袖的文化精神。这一趋奉，才是真正的权力基础。只有在权力出现以后，才会发展出强迫现象── 所以，趋奉总是先于强迫。而盲从和信仰，对少数人的灵魂虽是极深的痛苦，但对多数人的皮肉却是适意的安抚。没有盲从、信仰（尽管有时体现为反对传统权威、反对传统信仰），多数人将无所措手足，甚至不知道如何表情，如何自我观察……区别只在，那个时代所流行的，是些什么样的盲从和什么样的信仰而已。
人民对强权的态度如此具有两面性，这使他们对政治和统治势力，也具双重感情。
对强权，一方面畏服，另方面嫉妒。通过畏服，使自己获得认同感，从而增加自己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存在。嫉妒，是恨铁不成钢，恨自己不能把握这一强权，或从中沾取更多的荣耀。这嫉妒往往通过否定当前强权的正义性或干脆怀念并颂扬被自己的内心完全不齿的失败者，来实现。畏服与嫉妒的两面性，错综复杂搅拌一起，难以辨其马牛。尽管它们的形式，经常披上某些冠冕堂皇、叮当作响的家畜的辔饰。──让我们同情并理解这类被征服者的悲哀吧？
生活的这种两面相，一旦进入较高级的政治领域，就化为双重感情。
人民，一面崇拜社会支配者；另面又心怀不满。所以不论怎样英明、廉洁、朝气勃勃的支配者，都不能根除人民的不满……于是，统治者学会用舆论把戏和宣传伎俩来愚弄百姓。反之，不论怎样昏庸、腐朽、因循守旧的统治者，都能多少唤起人民群众某种程度的崇拜……这样的现实，使得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台不久的统治者成为世界上最堕落、最死皮赖脸的低等动物。
于是权力，就意味接受崇拜，不论这权力是否“干净”（就像是商人们从不过问纸币是否干净）或者还能维持几天──于是，一切统治者都学会死死抓住权力不放，直到洪水滔天或是玉石俱焚的刹那。
理解了人性的这些侧影，也就为新的统治原则指明了方向。尽管还不太清晰，但人的方向已朦胧预示：政治，不该顺从或假装顺应（一味顺应，往往导致假装顺应）人民的无止境的要求，但要多少带给人民不断的福利。完全顺从人民要求，政治秩序将不复存在；如果不能带给人民不断的好处，则终会招致来自人民的消极抵抗，结果从根本上扼杀现有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而革命的推动者在开辟自己的新天地时，千万不要忘记给予人民某种恩惠，甚至是激发人民的参与感，以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否则，“欲速则不达”的独角戏，是不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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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胜利者，也有胜利者的先驱。胜利者的先驱不是胜利者，但也并非失败者。革拉古兄弟的平民化宏愿，由凯撒和屋大维的独裁变相地完成了：平民和贵族在独裁统治下变得平等了。和近代西方世界和现代全球化的进程相反，罗马的贵族不是由平民革命消灭的，而是由僭主政治消灭的。古代中国也有相似之处：陈涉、吴广的平民野心，在项羽尤其是刘邦的身上得以兑现。
在宗教领域，情况更妙：施洗约翰的头颅，奠定了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并通往使徒保罗的死囚牢，最后在罗马阴暗的地下礼拜堂里，才升起了教牧系统的宝座。
A、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的压制──这些少数人的心灵敏感，这可从物理学 ──生理学──心理学（三者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由于放纵和解放态势而在尽情释放能量时，受到压制的少数人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极度反感，而在积累能量。
B、随时光流逝，多数人由于无拘束的放纵而空虚，并精疲力竭，少数人却由于压制，积累庞大的能量，进而铸成组织。于是力量的对比，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少数人储存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多数人储存的总和，少数人于是构成“对于多数人的优势、吸引和不言而喻的权力”。──普遍的压制时代悄然来临，取代前此的普遍的放纵时代。
C、这普遍压制，是需要以“能量的释放为后盾”的。少数人尽管奉天承运地施行这压制，仍需付出他们在经久的压制状态下所悄悄积累的能量。而多数人却因被压制而敛迹，从而开始再度积蓄他们的能量。于是力量的对比，再次反转过来：经过一定的时间，渐渐的，少数人所体现的那种普遍压制已经镇不住多数人的能量勃发，于是普遍压制又开始出现裂隙……
D、这种被压制状态下的能量勃发，慢慢开始采取一定的途径，在薄弱环节进行渗透，随力量对比的进程及其“剪力差”（少数人因“控制局面”而消耗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力量，多数人因继续受压而不断增加力量。这样，“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角色又开始再度互换了……）──旧有压制的裂隙越来越多，从中流失掉的能量越来越大，逐渐导致旧有压制的全面崩溃。
E、这全面崩溃之势一旦形成，能量的释放（解放）就变成毫无目标的四处流溢（放纵）了！创造性于是变成破坏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追随，使得数量上的“少数人”日益得势而变成“多数人的统治者”，结果堕落成滥用权力的先锋。
F、随同新的多数人而四处流溢的放纵行为，使得新的压制效应又对新的少数人形成……于是，一个重新凝聚、重新压制、重新破裂、重新放纵……的进程，再度开始！
G、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他们心灵敏感）的压制。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 ──心理学（这三者是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因为放纵和解放态势，而释放能量时，少数人再度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抵御而积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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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读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西方人作为整体而言（而不限指某阶级某区某国的西方人），已经日渐耗尽他们数百年来亢奋不已的精力，而陷入类似马其顿世界甚至罗马帝国晚期那样疲软不堪的境地。有一天，西方人将再度成为一群丧失意志、缺乏活力的木偶，仿佛希腊罗马文明的晚期。那时的人们会大声叫道：“他们一千年间的创造力哪里去了？”真的，他们五百年间的嚣张暴戾哪里去了？被他们得志猖狂的纵欲，给活活葬送了。
心的力量，是独特的历史现象。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任何巨大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几百年时间的涵养，是成长不起来的。而西方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极端“黑暗”的五百年间、以及随后五百年间（公元500－1000年的前文艺复兴的“灰色”时代），千锤百炼涵养起来的元气，已经被最近五百年间即1500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的扩张，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压制时间越长、压制程度越严、压制的感受越痛苦，则报应来临的一天，反压制的创造力，开出的精神之花也就越是疯狂，醒目、馨香、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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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毫不怀疑，西方人在千年间的“黑暗时期”积蓄的心力，现在已经几乎涣散。所以在二十世纪继西方之绝世者，已经落在西方以外的重心上：作为西方世界的蛮荒边疆而出现在历史中的苏俄、美国及东亚。这些半西方化的（美国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犹太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苏俄半蒙古化、半回教化；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欧洲化）族群，其衰落当然也会稍稍落后于西方的主体（即西欧，西罗马帝国的遗址）。不过，苏俄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日本人由于他们岛国的偏狭（地理的、心理的以致生理的），基本上只能处在配角的地位。我们兴高采烈地看着现代中国所受到的、来自全世界的严酷压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八国压制，有助于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国家，有助于中国有一天返回去、挥发出，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球影响。
我们怀着更大的惊喜、更大的感恩，来预言中国也许要遭受的更大、更全面、也更符合奖惩原则的严酷压制。因为我们确信，这中国的涤罪祭，将使新的中国人获得更大、更全面、更符合奖惩原则的能力！现代中国的痛苦，上承祖宗的余孽，下启后世的生机：我们欢呼更大的危险、更大的机会！
到那一天来临，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将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的世界正好相反。那时的人们会承认：罪恶感……自卑感，并不是“心理病态”，而是在不利的生存状态下，即身处“逆境”时保护机体免受过度损耗的某种自卫机制。自觉有罪与不洁、自觉软弱无力，尤其是自觉渺小卑劣，可使受害者们的采行类似“冬眠”的举步不前的方式，自我保护起来。如果没有低调形式的自我谴责，主体反会由于与自身能力不相乘的过度的支出与扩张，而陷入虚脱──正是由于这种生存的智慧，对不甘受害的受害者来说，意识天神、承认天神、依赖天神、崇拜天神，才成为生存平衡所必须，成为“人类得以保持其尊严”的前提。尤如持续的焦渴，是意识清泉、承认清泉、依赖清泉、崇拜清泉的生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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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生理的压力，就不会有切肤的认识。没有切肤的认识，就无法兴起皈依之情。如此所谓“病态心理”，已从两方面构成人生的“力量源头”：
A、保护自身机体，不受“透支”的伤害；
B、对低水平的生存，进行合理化。
总之，病态心理，通过对于生存的贬值评价，而更有成效地维持了“危机中的生存”。例如，这突出表现为“原罪”观念是如何持续鼓励了生命的罪恶与痛苦！并在根本上原谅了人的罪行。
须知人内心的最大痛苦，不是来自悔恨犯罪，而是来自感觉自己犯罪不够：“被别人欺侮了。”悔恨犯罪的痛苦，是来自“过”的不安；它因为惧怕惩罚而激起良心动乱，于是这被人设法补救：教会里的赎罪券、寺庙里的“功德”，因此都卖得很好。而犯罪不够的痛苦，却是源于“不及”的缺憾，它或是激起疯狂的嫉妒，或是触发低能的自卑，由于人的自私性格，这“吃大闷亏”的挫败感所招致的痛苦，当然要比“占便宜”导致的内疚，远甚。而教父们发明的“原罪”学说，却可以减轻人的最大痛苦──因为人人都是罪犯，例如虽然你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与人通奸，但你在心里犯过奸淫吗？犯过，那好。那么你和那些通奸者一样有罪，你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你杀人越货吗？没有？不要紧。你总恨过某人吧？甚至恨不能杀了他？那你等于犯了杀人之罪。还有，你再廉洁，总会偶然地、悄悄地想过，想要得到某些并不属于你的东西吧？那好，你和小偷一样有罪，你现在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了。什么？你从来都没有这些不健康的思想？那也不要紧！因为你的诞生和生存本身，就是某种罪行（比如亚当、夏娃的堕落）的结果，所以你生而有罪。心安理得吧，你虽然没有犯罪，但你一点都没有吃亏：你本身就是就是一个天大罪行的结果。所以你占了天大的便宜，以后，你可以自称为罪魁，成为自我卖弄的伪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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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与生俱来。在原罪面前，最好的人都是没有犯罪的罪犯。原罪拥有超乎生死之外的性质，死亡都无法赎取原罪！原罪因而使得可怜的人们获得了比个体生命远为持久的镇静功能。死，因此不再是罪人们行之有效的逃避方式。
但是，这种彻底的绝望，不是在极大程度上反倒提高了人的生存勇气吗？从而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恶人犯起罪来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心安理得，更加有恃无恐，更加振振有辞。尼来说什么基督教弱化了人的本能（也就是原罪的罪性），完全是误解！基督教，不过是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不过是使强盗披上了骗子的外衣、狼披上了羊皮罢了。以传道为谋生职业的人，既然连死人都不放过，生存的罪恶与痛苦，反倒因而减轻了。尼来说：“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命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满怀希望有一天，生活将变得更罪恶、充满更多的痛苦。”──这倒是体现了更充沛的“基督教精神”！要是没有更多的罪恶痛苦，救赎还有什么必要性和急迫性呢？
罪恶因此不仅仅是死亡的儿子，还是死亡的父亲！死亡，以及对死亡的畏惧和无限性想象，诚然令人产生了加倍的罪恶感，并产生虔诚忏悔、彻底赎罪的冲动。但“良心不安”这种“对强烈原罪的惩罚”，却在无形中保证人可以“净化”生命，也使世俗的惩罚摇身一变，为神圣的赎罪。
这就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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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陷入罪恶感的心灵来说，死亡只是转换了罪的形态，但不能绝除罪的阴影。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尸骨和鬼魂，仍因生前的罪性、罪业，而遭受苦难。于是，他便渴望从根本上逃避生存或是逃避“现世”。但逃避生存，如佛教徒所实践的及叔本华所鼓噪的，在永恒的罪性（而不仅仅是罪业）面前，也同样软弱无力。因为原罪先于生存，它像无孔不入的病毒，潜伏在一切现世中，与一切“生物原则”同进退。所以，高级宗教要逃避的，不仅仅是生存，而且是整个现世！
生命就是原罪的父，现世就是原罪的子。原罪因此也是宇宙间唯一自由的力量？撒旦是由于争取自由他不该拥有的自由而堕落的？原罪，是先于实体而存在的遗传密码和永恒阴影……按照使徒们的说法，死亡，仅仅是原罪伸出的一个手指，意在恐吓人？天堂、地狱，生存甚至非生存……都不能助人脱离原罪的奴役，更无从超越阴影。惟有依托天神，始能跳出原罪的煎熬？
怀疑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如何不可思议的天神啊？他全能全知，但却听凭人类犯罪，听凭人类痛苦。可这样的天神据说还像慈父一样爱着人们？崇拜他，结果是唯一的归顺，代替万般的奴役；用特定的光明，凸现普遍的阴影；用暂时的希望，种植永久的毁灭……除此而外，据说一切人造的、许诺的解脱，还都无济于事。
无神论者更从怀疑论出发，推论说天神的仆从因此要制造罪恶感，要扩散自卑心，要完成病态心理的塑造工程……。这是为救世主的到来，做最精细的思想耕耘。在乱世的骚扰中，浮现心海的浪花。没有罪恶的洁净状态、没有骚动的宁静状态，并不是神圣。神圣，是针对罪恶和骚动，进行极严格的控制。其前提是，罪恶与骚动的存在。所以为了创造神圣，必先制造罪恶。因为神圣，不是自然的平衡，而是机体的牺牲。……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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