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一、民族的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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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昨夜沉思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与众不同的“汉族”。
B、我们的“汉族”，真像一颗人间的彗星。它时而奔向太阳，时而奔离太阳──两种运动，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这是命运？
它把“太阳”当作一个目标或“反目标”──它是依据和“太阳”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离太阳越近，它就越软化、越膨胀、越离心、越变形……离太阳远了，它就硬化、收缩、向心、整合。变形者有特色、有表现性；整合者有内力、有持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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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汉族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汉族性，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汉族性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族性（？）”。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汉族性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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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族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族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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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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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尼采、凡·高、卡夫卡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天折的早夭者、避免发疯的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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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则是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尔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等意大利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一类的日耳曼野人。这类日尔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莎士比亚、贝多芬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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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高级文化，以其不同的核心，再加种种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民族精神的形式。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各个中等国家，如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在民族精神的形式方面也日益混同，这实际上为高级文化的世界规模的合并，准备了条件。另方面，不论高级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独特形式具有多大差异，它们都起源于民族意识的区分，即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看法。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的意识，不仅是高级文化，也是习俗性文化的基础。如果缺失了这种“认同”或“追求差异”的意志，一个民族的文化即将被别的文化所同化、吞食、消失殆尽……因为“模仿”的引力是巨大的，而抵抗“模仿压力”的，惟有尊严与骄傲等固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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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的丧失，其实是一种“惩罚”，不仅仅是一种“代价”。是加诸一个民族头上的过分沉重的勒索。
对快乐的惩罚，不仅是“付款”，且是快乐过后的深切失落！对憧憬的奖励，不是“努力”，且是憧憬过后的终极幻灭。这并不体现任何人格意味的支配，而只是心情转换、焦点移易。没有过快乐，就不会失落；没有过憧憬，就不会幻灭：命运是很公平的，有幻灭比没有幻灭好，有失落比没有失落好。生命毕竟在此搏动过。
紊乱令人痛苦，是因为它打破生物遵循的节律。但生长总是伴随着紊乱，它一笔勾销“氓之嗤嗤”的安祥、宁静，所以人们憎恶它。紊乱，令人绝望，但绝望的感觉并没有把人尤其没有把某个群体，导入实际上的绝路。绝路与否，取决于人对绝望感的反应，反应好，绝望感将是新的转机，展开新的道路。因为我们看到，一切有希望、有潜力的发展，都孕育在紊乱，激活于绝望：是绝望而非信仰，逼人思考：是紊乱而非秩序，迫人调整的生活方式。人是苦虫，他受益于痛苦，也只有通过痛苦，才净化、升华，使自己成为人而不再是兽。假如压力消退了，他的生活反而迅即腐化，原形毕露。所以，为了生活的力度，请保留我们的痛苦吧。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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