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暴利型国企为何纷纷海外上市？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从1993年至2005年底，已有310多家中国企业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市值已达3700亿美元，为深沪两市A、B市场可流通市值的2.39倍。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从中国电信、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人寿保险，到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80%都是具有垄断性资源的优质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因低估而流失，得自中国老百姓身上的巨额垄断利润成了外国投资者手中的红利。近来，由全国人大代表、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开始，舆论对此展开了对与错的争论。但少有人论及的是，如此明显损己利人、损中肥洋的行为，是如何能够决策出台的？

患有市场崇拜与西方崇拜综合症的经济学家如吴敬琏、易宪容等人，从观念信仰出发，当然极力推崇海外上市。但他们只能影响舆论，不能左右决策，中国今天的经济决策绝非舆论所能主导。因此，这种荒诞决策背后的动机，更加耐人寻味。

支持海外上市的人说千道万，其公开理由无非两条，一曰资金，二曰机制。即海外上市不但能够圈来大量外国人的钱，而且据说还能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只是“皇帝新衣”，一戳即破。

先看资金，中国自己并不缺少资金，迄今为止银行里还静静躺着数以10万亿计的储蓄资金。享有暴利的垄断型国企更不缺资金，它们是银行争相放贷的对象。对企业来说，无论怎么计算，每年仅支付百分之几的贷款利息总比要支付百分之几十的红利来得划算吧？更何况前者是支付给中国的金融机构，后者是支付给国外的股东！

即使要上市，国内也有股市，上市成本更低、定价更高，红利也是支付给国内股民，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远，让肥水落入外人田呢？

再谈机制，只要睁眼看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所谓海外上市有利于国企改革只是一种“笑谈”。西方国家的管理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确实比中国更严格、更有效，但其着眼点只是在内部分配方面保护股东权益，它哪管你能不能赚钱？而且，即使它想管也管不了，国外每年还有那么多企业破产倒闭呢。这种因效率、业绩导致的破产倒闭，不会因加强监管而有所改观。保护股东权益确实既有必要又重要，但对于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来说，其意义无非是保护海外投资者的利益。难道中国国企历尽千辛万苦、花费巨大“改革成本”到海外上市，追求的就是这个？

只要看看已经在海外上市的诸如中国电信、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人寿保险等国企的经营现状，听听此间层出不穷的腐败窝案，问问消费者的切身感受，就知道海外上市究竟能给国企的经营管理机制带来多少变化。对此，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有数，经济学家纵然鼓舌如簧，也改变不了无数人的观感。

既然资金、体制改革等等公开理由都不足以支撑暴利型国企到海外上市，那么这种决策背后必定有着其它理由。最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称：“到哪里去上市是各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企业是自主决策的单位，我们尊重它们的决策，它感觉国际上有利，就国际有利，它认为是国内有利，那就国内有利”。——如果真正由企业自主选择，确实会有很多国企选择海外上市。但中国国企的所谓“自主决策”，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国企自己愿意到海外上市的理由，同样也不是他们所公开宣称的资金与改革。对此，联想的柳传志讲得最坦率：由于国内股改制度还没有完成，企业不能实现全流通；另外，关于员工的期权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国内上市没有期权。换言之，正是从企业管理者、员工以及“利益攸关方”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出发，国企才极力争取海外上市。

这就是公有制的悲哀。人性是同一的，没有几个国企领导人能够接受退休后曾经由自己一手支配的庞大资产从此与自己再也没有多少关系、只能坐等退休金的命运。他们中很多人可能从坐稳国企领导人位子之日起，其主要智慧就由思考“怎么坐上位子”这一难题转向了另一道攻关题“怎么化公为私”。直接私有化当然是最有利的方式，一切都可以在“内部人”操控下进行，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国企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象电信、人寿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私有化显然不现实，但要这些人不“改革”“无所作为”他们又实在憋得难受，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极力支持海外上市。海外上市除可带来全流通、员工期权等好处外，在股权变更的具体操作中，必然还会滋生许多猫腻空间——对于寻租者来说，不怕折腾多，就怕没折腾。

如果真正是为了改革经营管理机制、提升效率，那么废除市场准入的行政垄断是最有效的方式。从垄断保护伞下走出来，直接面对竞争压力，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运转效率必然上一台阶。这是改革企业机制的最佳方案，也是最有利于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经济的方案。遗憾的是，在这种方式下，特殊利益集团不但无利可图，而且还将被不断剥夺其利益空间，所以这种方案从来就没有出台的机会。

围绕国企的特殊利益集团支持国企海外上市可以理解，但他们的主张要形成决策，还需堂而皇之的公共利益理由。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被某些经济学家视若珍壁的诸如资金、改革之类理由，其实上不得台面，只能骗骗不明真相的人、影响一下随风摇摆的舆论而已，不可能真正影响决策。在此众说纷纭时刻，要真正左右决策，需要经得起质疑的“真理由”。由于这样的理由至今还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我们可以推测这一理由是“只可做不可说”的，所以至今还秘而不宣。

这样的理由笔者只找到一个，那就是“经济安全”。一些论者说国企海外上市不利于经济安全，其实这话说反了。海外参股者分散且相对弱小，因此基本上只能参与利润分配，难以参与经营管理，不会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考虑的只是现状与常态，而经济安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变化与极端。

中国目前的国际处境是，不但在政治上受到美国所主导的围堵打压，在经济上也严重依赖国外。不仅市场、资源依赖国外，外汇积累也大多沉淀在美元国债上。一旦形势变化、中美交恶，美国可轻易冻结中国的海外资产令中国经济伤筋动骨。从实践经验看，美国也很善于运用这招，而且出招的门槛很低，即使中美不走向武装冲突，也可能出现这种经济战的局面。一旦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中国手中必须有牌可打。政府的外债是一张牌，包括国企海外上市在内的境外融资又是一张牌。这样的牌越多、越大，到时候美国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正是这种考量，促使政府决策层同意了明显是“自找亏吃”的海外上市战略，也使得作为“利益攸关方”之一的国资委可以理直气壮地逆势力挺“先国外，后国内”的国企上市路线图。如果想象力再丰富一点，可以进而推测，这种战略的背面，承诺了对垄断行业的全面开放：现在的垄断与暴利，在某种程度上是抛给外资的诱饵；当所有诱饵都被吞下后，当有条件在海外上市的国企全部上市后，中国将全面放弃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到时候，承担“改革成本”的就不止国资一家，获利者将是所有的消费者与潜在的竞争者。

综上所述，看似荒诞的决策背后，有着复杂的驱动机制。其中最有力的推动者是特殊利益集团，而被默认的公共利益理由则是经济安全与对美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