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8月27日报纸对新儒家殿军杜维明先生有一个采访，其中说到，不久前有一个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在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杜维明先生分析了这一结果的原因，认为韩国的知识精英、政界与企业界，甚至包括一般平民，都要比中国更加重视儒学。
2004年之后，“国学热”的兴起逐渐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各种各样的国学院、读经班、国学班纷纷开办，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操作的勺子伸向国学这杯羹汤，遂有国学大师的“超女”式海选等怪异的事情出现。在这场热热闹闹的国学热中，我们没有以承续道统自居的书院，没有像韩国的“成均馆”那样的专门的儒教大学，也没有真正符合现代要求的儒学理论建构，甚至连读经的私塾也面临失去生存空间的危险。相反，越是极端的声音就越受媒体注意，例如 “政治儒学”、“国教”之类的口号，越是能够带来商业利益的活动就越受地方政府重视，例如祭孔。这场国学热，事实上是媒体的炒作催生的国学虚热。
这种局面的造成，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的失败。杜维明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近代中国166年文化断裂的情形非常严重。所以中国人才会出现‘集体健忘’，甚至这个‘集体健忘’还是我们主动自觉的。”我们暂且撇开儒学在近代以来逐渐式微的复杂的社会原因，光看我们现在的教育中从小学到高中的基础教育，便能说明不少问题。在近三十年来全国统一的基础教育教材中，不要说儒学，就是一般的传统文化知识，也没有占据应有的教学比例。在基础教育的课本里面，传统文学、文化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很多人读到大学，对《孟子》就只知道“鱼我所欲也”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两节的内容，对《荀子》就只知道“学不可以已”一节的内容，绝大多数人在十几年的基础教育中，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古代经典。更严重的是，以高考为指挥棒的考试方式，又为语文教育中对古代汉语、古代诗词的理解、历史教育中对古代学术的理解，制定了“标准答案”。我还记得高考前曾经做过一道历史单选题，题目为“老子的思想代表下列哪个阶级的利益”，选项包括“地主阶级”、“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等几个。我绞尽脑汁，默念了几百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终无奈选择了一个“农民阶级”，谁知道正确答案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当前的语文教育体制（包括教科书、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不可能激发学生任何一点对语言之美、文学之美的兴趣，当前的历史教育体制下，不可能激发学生任何一点对历史真实、传统智慧的探求的兴趣。很多学生读了十几年书，仍然一看到古文就发昏，一看到繁体字、竖排书就头晕。基础教育对传统文化、古代汉语的漠视，使大多数人失去了阅读古典著作的兴趣，这种情况长期积累，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整体性的根本断裂。而这种文化的断裂的恶果之一，就是“国学”一旦兴起，沉甸甸的“学”一点都不受重视，倒是那个激发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唤起人们拒绝世界主流文明、普适价值的激情。
面对当前“国学”的危机，首先应该做的，绝不是以政治儒学、国教等极端的观点掀动国学的虚火，而是必须从教育着手，切切实实地做文化普及的工作。其中有两点是目前迫切需要实行的，第一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增加传统诗词、子学经典的比例，第二是尊重社会需要，为孟母堂一类的社会机构提供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 （来源: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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