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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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工具性，是明显的。
凡把某种制度目的化、从而把制度当作一种偶像予以崇拜的人们，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特殊权益投射到了制度上，这是“爱屋及乌”的移情作用，而不是什么普遍的客观真理。比如，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态度就是如此，日本人对天皇制的态度也庶几近之；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古拉格群岛制度”、纳粹主义对“铁血崇拜”、文革主义对“红色恐怖万岁”的向往，更是一系列显赫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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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都是“应运而生”的，即是所谓“应用而生”的。任何制度，都在实际上处于永不停歇的“生成状态”：由于环境或多或少不断变化着，所以任何制度的长久固定化，实际上都是该社会的机体趋于僵化的衰兆。道理很简单，“制度”本是某社会在面对它的内部生活（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和外部生活（与其他社会或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时，所制定的行为守则，这些守则像动物的植物神经活动一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实现合理的能量布局。而作为制度之先导思想观念，则如同影响植物神经活动的人的心理意识之反馈。所以，在观念与制度之间，横亘着犹如神经反应的各色人等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是观念与制度间的壁垒与陷阱，有时则为联系的渠道与桥梁（同为“中介”）。
因为之故，任何制度大体上都暗含两种性质：一，可用性；二，不合理性。
第一点是显然的。没有相当的可用性、实用价值，制度既不会创造出来，也难以推广、延续。
第二点虽在生活中被人们一再发现，但人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人们总以为，制度的缺点仅仅在于它的固定化所引起的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而经过修补或改造，这种脱节是不难克服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不在它与现实生活的上述时间意义的脱节，因而需要弥合、修补、改造。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是从它一开始产生时就存在了，例如，甚至当某制度还处于酝酿阶段，它的不合理性也就同时酝酿了。制度的固定化及其与生活之间的进一步脱节，才显明了这一先天的不合理性。诚然，这些不合理性一再爆发为社会运转方面的危机，但那毕竟是到了制度晚期，才日益显著起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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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法也许刺耳，但大体上是真实的：制度的力量，不是通过它的合理性体现的；而是通过它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的！因为，某制度所据以产生的不合理性，恰恰赐予某些特定的人与集团以特殊的不合理的利益，从而激起他们的疯狂欲望。这些兽性及其兽行，才是林彪题词所谓的“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等疯狂的实际需要，使得社会遭受了种种压制，说明制度先天的不合理性，正如某观念所据以流行的动物性需要，如何能说明那观念的真理性？
制度的最大的不合理性，还来自它的“齐一性”。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人物是极其矛盾的……总之，一切“生活”都是“活生生”的，但制度却以自己的无私面孔“一视同仁”之，试想，这是仁还是不仁？这“合理”吗？合理？除非你承认，最大的无私，起源于最深刻、最隐蔽、最被人所讳言的私心！个人的，集团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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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于制度的人们，沉默地认可了制度崇拜者们即该制度的受益集团关于现存制度永远合理的天才假设。因为他们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里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但“存在”与“合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前者是宇宙现象，后者仅仅是理智现象。沉默，并不总是力量的标志！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情况和那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此刻与彼刻是不一样的。但制度却要求一样。制度不是像庖丁那样见缝游刃，而是大刀阔斧地横切竖劈，按照自己固定的模式来宰割生活、宰割实况。它要人适应自己，它要生活随从自己的变态……它在强暴万物之后，还要万物颂扬它！这就是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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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承认，理性有助于改进生活。那么，理性如何改进生活？借助于针锋相对的批判，而非盲目放纵的称颂。因此，理性的第一使命，是寻找并发现生活与制度的冲突，并理解制度的天然不合理性。即使“实际补救”是无望的，但寻找、发现、指出、理解等活动本身，就含有疏离甚至弱化制度之恶的作用。这才是理性的力量之所在。
理性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认识世界”，而仅仅在于“分解世界”、“批判世界”。认识，就是分解，就是批判。所谓科学发现，其实也是一种批判活动，它否定对生活（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无用的东西，而肯定有用的东西。
批判不仅是一种“剔除”，还是一种“融入”。认识也是如此──它把不利的东西，开除出自己的精神视野，而将自己的美意，融入“客观的世界”──于是，“凡是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我们的思想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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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理性（“道理”、“情理”都是理性的派生物），其实分属两个领域：存在是“宇宙现象”，理性是“精神现象”。而后者的任务，即在于指摘前者的“不合理性”，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独立、更清醒、趋健全（在基督教的原罪意义上，这当是更罪恶、更堕落、更接近死亡的状态）。这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让我们忍受并发展这种区别吧！
如果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为存在辩护，从而沦为存在的附庸──这样的理性完全是多余的、十恶不赦的。这样的理性，不再是独立的理性，仅仅构成“存在”的不甚了了的一部分。现代世界以形形色色的“理性主义”及其自我标榜的种种学说──正是如此这般的“权力附庸”，它们为永远有理的“宇宙现象”大唱赞歌。无怪更高、更真实的理性，不得不以“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资与这些可敬的、养尊处优的理性主义“分别为圣”。这也是现代大千世界最能迷惑人类动物性的花哨之处。
如果理性藏起了针砭现实的锋芒，它还有什么现实功能呢？它还可能拥有什么“超现实意义”呢？即便理性已经沦为“权力的理论附庸”，也并不能证明存在或权力的真正合理，而只是表明这样的理论，自己已经沦为理性的针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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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此不合理，它为什么还能存在？
可以说，制度的产生和推广，源于解决社会压力方面的需要，本是一种“两害（无秩序或制度化）相较，权从其轻”的选择结果。
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各种制度的建立。这是避免无秩序状态的主要途径。最好的秩序，无须借助于制度，但这毕竟是理想。人的惰性是借助于制度而非理想，来克服的。“有理而无弊”的制度，是没有的。既然制度起源于实际需要，世间就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因为制度既然有所针对，那么，它的针尖背面，难免存在许多迟钝与许多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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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会与文化结构，根据它产生的背景及前提条件，都有其先天的局限。各种社会与文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各有不同的起源及背景，使其各自的局限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无论就社会实体或文化有机体的普遍状况或是特殊状祝而言，有些局限是不可克服的，它深深根植于社会的起源与背景中，成为先天构造的有机成份。如果克服了这些局限，岂不等于消灭了整个结构的基础？
理性的能力仅仅，区分哪些局限是可能克服的，哪些局限是不能克服的；甚至说，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赘疣，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内核？而理性的这一“鉴别能力”，也不仅仅来自训练，而是来自某种异乎寻常的高级本能。
每个曾经创造出优异文化和强大社会的民族──都在它们的黄金时代，表现出这一“区分”的本能。这本能越强健，文化就越明彻、简洁，它的文化就越富于可塑性，社会也就越单纯、越有活力，这样的社会很少受到内部斗争如阶级斗争的政治挂帅的削弱。反之，这样的民族能够抵御异族的侵袭，包括那种输出阶级斗争思想、让自己的邻国陷入内乱，以便趁乱袭击的侵袭。否则，抵御能力一旦削弱，将使自身的文化由于受到外来病毒的感染而患病、社会冲突日益激烈，人的猜忌和心的病态积重难返。终于，残酷的内战导致社会自杀，使得异族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中国在二十世纪走过的灾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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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得以抵御异族侵袭、保持自身的健康状态，需要具备两种能力：
A、它鉴定并排除那些异己的局限，不仅是渊源上外来的、时间上新生的、功能上混乱的赘疣，使之不能毒化并危害自己的机体。
B、它鉴定并保护属于自己的局限性，从而强化了“以这些局限为前提”的本民族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生活。
但任何鉴别、区分、克服、以及创造等等，都有限度，并难以逾越，因为模式本身就加强了限制。而等到某模式所容纳的创造、克服、剔除、融入……已达到最大限度，仍然无法帮助采行这模式的社会实体解决危机，那就意味着，“末日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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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有一种完美的制度支配了社会生活，那么，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生，反而在无形中被消灭了。因为伟大的人生本是对恶劣环境的反应，而良好、公正、稳定、优裕的生活，适足以在根本上摧毁伟大人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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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制度却强求一致。制度，要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物，进行相同的处置。“去人化”，是一切制度的共同特征。但历史的新潮，却是由少数的、特殊的、罕见的甚至是怪异的人格，触发、指明、表彰并夸张的。脱离了新潮，历史就将沦为一潭死水、臭水、污泥浊水。脱离了少数的佼佼者，新潮既无，历史成为腐尸。而非人化的制度，所具有的天然使命，就是拼命压制少数人，让他们胎死腹中。在这种扼杀功能上，各种制度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压制创造的不同形式，至于它们的压制性，则无不同。
掀动新潮少数人，不但与多数人处于深刻的对立中，且与“保护多数人的权益”的制度，处于全面的紧张关系中。他们要突破制度，制度则“把他列在罪犯之中”。没有理想的处方，因为情况千差万别，因为个性层出不穷，这使一切条件变动不居。理想的处方即使有，最后也只能堕落成为某种“制度”，即僵硬死板、强求一律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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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创造者们的十字路口：向左，则遭到来自右边的射击；向右，则遭到来自左边的射击；向前，遭到来自左右两边的夹击；而退后，则使自己痛苦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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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怀有彻底净化世界的企图，谁就注定要遭到惨败。想对历史、对那制度的历史，也就是被制度主宰和宰割得片片残破的历史，和历史的制度进行消毒的努力，也只能流于徒然。因为形成制度和废弃制度的种种压力，自身也是陷入无处不在的压力包围下。同样，反抗制度和扭曲制度的那些黑暗势力，也给这世界带来暗淡微弱但却不绝如缕的希望、希望、希望……像猛兽一样永远年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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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毒，被定义为对生活有害的因素。这样看来，毒无所不在。彻底消毒既不可能，所以只能以毒攻毒──在“毒的平衡”中，确保人的一线生机。例如，想根本废弃制度、或对制度施行有效消毒，哪里可能！除非，你承认那将导致一个混乱时代或革命时期的来临。或者，你承认那只是某种力图挣脱混乱时代的一个尝试。革命，本质上虽说是一个势力取代另个势力的全力以赴，但往往表现为“反制度”，或以“创建新制度为宣传口实”的反制度。
事实上，只有巨大的人格之毒，才能适时抵消、中和那普遍的社会之毒、制度之毒，众人的求同倾向、模仿本能，作用于文化的致命腐蚀，将被伟大的人格一举消解。这人格之毒，虽然体现为破坏，但它的作用不是终止世界之毒，而是使之改辕易辙、开启新的轮转。换汤不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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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来自异族的纸面而不是本族生活洪流的制度，都是有毒的。它的毒害具有两种含义：
A、来自异族纸面的制度新奇怪巧，携来变态的热情，激发名为理性实为兽性的“运动”。
B、来自异族纸面的制度，比基于习惯法的本族制度，带有更大的人工痕迹、更复杂甚至更笨拙。因此，它可能取胜一时，但难以持久，尤其是它缺乏自我调整的根基，故出了问题，毛病难以修复。不论俄国的命运还是中国的命运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铲除这样的制度，将被证明是对民族生活巨大奉献。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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