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一章文化的本体论
二、两种哲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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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哲学：“年轻的哲学”与“年老的哲学”。年轻的哲学是主动的、开放的哲学，它常常作为科学发现的前锋出现在历史之中。年老的哲学是被动的、封闭的哲学，它只充当“集大成者”的，即掘墓者与立碑者的角色。它不是那活生生的趋向统一的不断运动。前途伟大的统一，须是发展中充满活性的统丁。这种统一，不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结果”；而是一粒精妙绝伦的“种子”，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运动……它，含蕴着能动的生机。年老的哲学，不仅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抱住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玛斯·阿奎那哲学，对哥白尼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是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地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它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
世界哲学史的例证和世界哲学界的现况可悲地显示着，年老的、封闭的哲学比年轻的、开放的哲学更易于统治人们的心灵。这是人性中的惰性使然。而往往，还和少数人的既得权益与虚荣心理纠结在不起了。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为人类现有的视线打开一片又一片的新视野。这种灵魂，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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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很多场景中，是对年老的封闭哲学的极端反应。它发自人性中要求新鲜空气的需要，它闪动着人类智慧中简单但纯朴的光辉。它厌恶年老的哲学及其论证逻辑和板结了的术语，以至于不屑于采取条理化的和学理化的批判方式。干脆直接诉诸人的直觉。在历史上，新兴的基督教，就是这样背脸不看古典世界的宗教、哲学；新兴的道教与佛教，就是这样扬弃了（包括同化式的吸收，两汉经学的系统。这些集大成的封闭系统，曾经那么深刻、全面地抑制了人性，从而招致启己的衰败。新的精神运动采取了激烈的宗教形式，但并不全盘否定过去的遗产。因为，它渴望排斥的，仅仅是种衰朽的气息和顽冥的结构体系：
“当基督教越来越多地包含了有文化的新的归依者，古典世界的许多观念便钻进了它的教义。……在基督教的早期岁月里，科学和一般学问都是被认为同那可憎恨的异教上层阶级相联系的，并且因此遭受猜疑。但这态度并未延续下去。一旦教会期望在文化上登峰造极，耶稣的那种平常人说话式的训言，便很难满足教会了。像崇拜圣言的‘约翰福音’所指出，那把LOGOS视为神秘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发生了作用，并且，柏拉图主义在圣保罗传道的话里确实也已经露了头，不过是在一个比较冲淡的形式之下。”（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3篇5·3节）
精神运动采取的这类复杂形式表明，具有实实在在功能的文化运动的共同指向，是“更新”，即通过否定与再否定（间接的肯定）的痉挛，来为文化注入活力。否定是为了再获活力，间接的肯定也是如此。例如，当宗教的形式能够引进活力的时候，即便最有理性批判能力的心，也会接受这一事实。历史上宗教战胜理性的时代，为此提出了证据；洪秀全也正是借助于非理性的基督教义，严重打击了儒家的合理主义世界观。
013
固有的精神规范的僵硬，使寻获新力量的努力一再受挫。结构之内无法容纳的力量，只有到结构以外去发展自已。用理性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只有借助超理性的意象。宗教就是一种意象。诚然，宗教的冲动，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这种简单化发白人心那要求超越已死规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原始呼声。它并不是真正恶意的反文化力量，因此，在吸收了新科学思想之后，它也可能长成灿烂的智慧之树。它毕竟还没有僵硬、定形。它毕竟还充满好奇心，还不拒绝接受新事物。它尚未形成一些固定不变的框框和“原则”。它还怀抱着热烈的憧憬，它还希望着新的太阳。
当活宗教变成一些死迷信和死信条之后，它本身也就失去往日的青春活力了。这时，它也像过时的科学系统（如托勒密的天文学、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等等）一样，没落成为一套套固定、繁琐、滑稽可笑的“教义问答”。它的仪式充满压制人的气氛。它的规矩顽冥得可怕。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化复兴运动的使命。
哲学的理论，当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尤其是心理学研发现的事实。但是，有哪一代的哲学前进，有哪一代的前进中的哲学，拒绝从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取自己的养料甚至灵感呢？它要以此冲破传统的层层壁垒；它注定要劈开当代迷信的云山雾障。
“拔本塞源”──只能导致腐化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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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有时作为扩音者来到科学面前。因此，它必须吸取最新的科学结晶，使自己更加光彩照人、娓娓动听。有违最新科学常识的哲学，只是破旧的扬声器，它使科学的声音大大走样，并把自己的刺耳噪音，灌输到世人的耳朵里。这样的哲学很少可取之处。仅仅作些调整、修正之类的努力，无助于改善这类哲学的没落之运。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已发生了巨大的革命。
二十世纪的科学根本不同于十九世纪的科学。如果称十九世纪的“科学”为科学；那二十世纪的科学就不免是具有自知之明的折衷怀疑论了。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科学为科学，那十九世纪的科学就不免是力图说明科学边缘之外空间的绝对独断论。两种科学的哲学反响，就是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和唯理主义和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和反唯理主义。尽管这么说，显得有点儿粗疏。但大体上是这样的。
以马赫和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宣判了十九世纪物理学观念的过时。
以奥地利隐士孟德尔和美国的摩根为代表的现代生物学（它强调“遗传”并建立了“基因”学说）宣判了拉马克之类古典进化论（他强调“习得”）的过时。也许，分子生物学还将宣判“华莱士──达尔文”学说的过时和谬误。
二十世纪的动力心理学，宣判了十九世纪机械心理学的过时。
二十世纪，这是充满了动力的世纪。无数的“浮士德”在竟相争夺这个世纪。他们，拼命争夺看不见的“时间”，以期压倒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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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本体论对科学常识全面开放，它在科学之岛上起飞，进入寥廓的文化天穹，并不把自己的生命消融在科学岛上的荆棘丛中。因为它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现在流行着一种学术的时尚，是用系统论或工程学的方法去分割、解释人的文化活动，将人的有机活动与无机世界的运动等量齐观。由此引伸开来，竟产生了以“科学的方案”去构建人类意志行为的冲动。
在古代的拜物教徒那里，我们曾看到类似的表演，即，为了使人服从宿命论的压力，而使大众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受到一种机械原理的支配的。他们因而匍匐在此，不敢创制新奇、“越轨”之事。现在，这种重新流行起来的宿命论，却以现代科学的名义和“方法”，畅销一时。这种科学宿命论，有窒息人类创造力量的危险把人当作无机物来对待的含义，不仅是一种亵渎（亵渎了创造之主），而且会招来新的蒙昧主义浪潮。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分属两个界域。
文化的创造当然可以取法自然的启示；但文化的研究却不可与自然的科学混为一谈。自然科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有分寸的外交关系，应是“礼让三先”的互相宽容，以克制越俎代庖的原始冲动，避免由此造成的甘泉塞堵、荒漠蔓延。科学，不应充当杀死人的性灵的凶残表演者！
评判一种理论，须进入到它的文化土壤中，体察其根部状况。因为理论的得失，原不在其自身而系于它的文化功能。具体说，对待流行的理论尤应慎重：随着地位的上升，它的压制性增强了，它的弊端开始显露。种种文化的假象，开始成为对世界进行评判的依据。
“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也叫剧幕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着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新工具》第1卷44节）
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培根的话，则发现，“公认的学说”由于受到了无条件的认同，而免受怀疑的检验和运用的限制，因而为害愈烈。因此，健全的头脑对于流行性见解必须加以格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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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我们应采取两个步骤：
首先，必须从前人尤其是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坚定地拒绝他们对“科学”的非科学（即僵死的、不变的，阐述。彻底地拒绝他们把“科学”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的虚伪态度。我们要完成“科学的还原运动”。
然后，应该从现代科学伟大雄奇的迷宫中“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对宇宙、对人生更完整更近于直觉的“洞察”。科学本身处在永不停止的更新中，我们要是不能相对地“走出来”，就只能跟在它后面慢慢爬行，老是根据它的临时发展来改变自己的步态，因而只能处在“邯郸学步”的可怜状态里。要知道，连科学本身也不喜欢这种奴性，因为，这种仰观他者颜面的奴，匹，无疑会阻碍科学的自我更新。对现代科学的合理怀疑态度和相对超脱精神，是一个健全的心灵不可缺少的。
就我们而言，对现代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迷信，还有另一重危险。因为现代科学，不论它已取得了多么辉煌的独立成就，毕竟是“西方文化”观念的一个派生物。它和希腊人的观念、希伯莱人的信仰、北欧人的冒险精神、大西洋航海民族的扩张主义，都结下了不解的历史之缘。也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机地融合一体，难舍难分。
无条件地接受现代科学的价值准则，尤其是无条件地接受产生了这些准则的那些文化内核，这对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评价，很可能会构成一种暗暗的毒化。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
中国的现代文化人，只是摇摆在两个传统文化之间：中国的与西方的。这与原创力的衰竭，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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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活力的。
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所谓“来自西方的真理”）会保护它、拯救它。
唐僧的时代一去不反了！我们若不醒悟，西方的胡子们是无法代我们醒悟的。
对西方事物的盲目崇奉（即便它采取了“科学”的形式或“进步”的口号），对中国的命运是不利的。就是对现代科学，中国人也不能过于拘泥地接受它。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
人们对待这一悲剧性分化的不同态度，分别上升到哲学与宗教的高度。从科学的两重性中，一方面产生了作为扩音者的哲学；另方面产生了作为抗议者的宗教。哲学与宗教，尽管形式不同，用途迥异，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倾向：力图弥合、统一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认识和人类理解所造成的分裂。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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