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一章文化的本体论
三、哲学研究的新视线
018
人是在文化史的大气候中塑造自已心灵的。同样，人也是通过哲学史的学习，塑造自己的哲学理念的（哲学的冲动和方向，则来自生活压力本身）。因此，如何看待以往的哲学，是一项既有趣又严肃的活动。对哲学史的研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在一条道路上，不可能看到自然界和历史界丰富多彩的四维空间。在一条道路上，不论它多么“宽广”、“四通八达”，都只能看到一些不甚联贯的侧影与断面。它看不到伟大自然与丰富历史的真正全景。但对深沉的灵魂和邃彻的目光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参透各种有形及无形。
019
在体会前人文化与哲学的反反复复的思维运动中，个人的心灵之光是“理解”的前提和杠杆。“洞窟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窟，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这个洞窟的形成，或是由于这大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爱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是由于各种感印，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怀成见’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则是‘漠然无所动于中’）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的元精（照各个不同的人所秉受而得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易变多扰的东西，又似为机运所统治着。因此，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经说得好：“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共的大天地。”（以上可参见《新工具》第1卷42节）
文化史、哲学史还表明，“公共的大天地”与“个人的小天地”并无质的不同，相反，二者具有反馈的关系。小天地构成大天地的出发点，大天地则是小天地的归宿。人类的文明，也有其自身的大洞窟；其“假象”，即为各时代、各文化的表象世界。认识到表象的时空局限，就无异打开了智慧的巴比伦（意为“众神之门”）！
020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
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彼此的对垒与渗透，来观测整个哲学史的变幻无已，能看到有关认识论的一些侧影。至于哲学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另一些侧影（如本体论、伦理学、审美体验等等）就全然看不到了。哲学不等于认识论。四世纪，是心理学诞生前的伟大腹痛期。这充满焦灼之期待的剧烈阵痛，吸引了哲学的大部分注意力，于是哲学家竞相以“认识论”来显示自已的深刻与博学善思。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哲学上的“世纪病”。
中国人就不把认识论抬高到哲学王后的宝座上。中国人更注重哲学的伦理价值（以儒家为盛），更注重哲学的审美性质（以道家为盛）。中国哲学家，向来把认识论作为论证伦理哲学或审美哲学的一种方法。他们不让有关认识的理论，去垄断自已的智慧。这是可以借鉴的典范。而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也在向着这个更为健全的方向缓缓移动。
这里，似乎预示着某种大规模文化气候的转变。
022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乔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湖南变种毛泽东思想必须扬弃。否则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只能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而中国精神的智慧，原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天柱”之间的微妙平衡，拒绝全面专政的偏执。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023
我们无意于评判十九世纪欧洲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禅宗以外的佛学不计在内）的优劣高低。我们只是指出这两种哲学的根本不同，难以准切类比，更难以互相附会。它们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哲学与文化上的异化时代结束了。中国哲学，应在哲学世界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中国人，不应自行放弃这一地位。
中国人，要是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地位，就等于变相放弃了自己在世界竞争中的现实地位。哲学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本位，则是民族生活全面振兴的开端。偏重认识的哲学，只知道唯物与唯心的分际。但懂得伦理并尊重伦理的哲学，却用“压制”和“反压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体验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这，就是中国的心灵之光。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之眼。任何外来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压制它。你看它跃跃欲试，好象在告诉世界，总有一天，它会发出那旷世的呐喊。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击的哲学和哲学家” 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
新路也许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的绝望和新的希望……我们用互相渗透的方法去看待这两组范畴。但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性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击性哲学”。
024
压制──反击：人类的心灵永远在寻觅着相反的东西，和自己缺乏的东西……所以，任何涨潮之后，都有退潮；任何退潮之后，都有重新涨起的惊涛。精神的太阳也有着它的明暗圆缺。
这，就是历史音乐的基本主题。
所谓反击性的哲学，像王充的哲学、王艮、李卓吾、何心隐的哲学，多少带有这种色彩。早期的王阳明哲学，也有反抗压制的意味。魏晋玄学比两汉经学显然有着更多的反抗性，更大的活力和更新颖的眼光。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要远远高过后者。“新颖”，这不仅是艺术的准则，也应成为思想的光。越是隐秘着反对流行见解等内涵的哲学，就具有越大的反压制力。而反压制的冲力十分旺盛的思想或学说，也往往采取迂回甚至晦涩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它还在“方成”之中，还有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还在探索自已前进的方向。但就哲学史而言，正是反压制的哲学，赋予哲学界以思想上的活力。它是精神天地的催化者。
025
哲学和生活相似——力量比规范更重要。力量创造了规范，规范约束着力量，但规范本身却无法创造力量。因此，哲学的力量比哲学的规范更可贵。哲学，与其变为死板板的认识的结晶，还不如化为活脱脱的“想象源泉”。哲学，与其是一种固定的信条，不如是一片变动不居的精神表达出来的精神。但哲学本身却并不是一种表述，不是一种媒人耳目、套人心智的形式或巧夺天工、瞒天过海的方法；哲学是精神的倾向，哲学有着自己的文化功能。它以“精神上的抵抗”弥补文化过程中的缺失。它用新颖的形式和奇妙的变形记反对“压制”。
要学会用自己民族的范畴说话。用别人的旧范畴，表达不出自己的新思想。因为范畴本身原就是一种限制。不同的念头，要用不同的范畴来焙制。否则，范畴就会阉割了念头。前人的范畴再能传神，也只是传了他们的“神”；对于我们新精神的阐发可谓障害大于裨益。“务去陈言”──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应该是哲学前进的主要特征。
026
二十世纪的综合哲学尚未诞生。
这不是二十世纪的人们过于缺乏创造力，以致被死魂灵们缠住了。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人们相比之下太富于创造力了，以致他们的世界观迄今难以定形。它，几乎是液态的、交融的。它充满摇曳不定的自相矛盾、富于活力的彷徨企望，它还怀着“超越理性范式”的冲天梦想。这梦想如此巨大飘渺，以致很难系统而确定地阐述它。“诗”与“哲学”就这样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份。
二十世纪的科学太富于活力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富于锐进精神；二十世纪的社会太动荡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太远离“传统的美德”了……而二十世纪的诗与艺术，更被系列交错的空前压力所激动，冲破各层藩篱，逾越多重禁忌。这佯，就使得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性的总结”一再被淘汰掉。但是更换学说的内容，经常变改学说的招牌，真要质无非在汲取精神的冲力。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已经脑满肠肥，他们已经无力适应这空前的剧变，更别说用自己的学说去指导变革了。二十世纪是科学与文化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哲学的式微世纪。取代了哲学的宁静的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非理性的艺术骚动”。
只要一种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暂时性的力量即使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上就有人大规模地利用它。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基本属于一种心理方面的权术。尼采，和形形色色的尼采主义者集团突出地象征着这一“精神毒化”的深度。
而“真哲学”是什么？用“压制”与“反压制”的观点来看，哲学无非就是：反抗那“普遍压制”的“精神之化”。一切前进的哲学，一切活着的哲学，都是反抗的哲学。尽管，有时象耶稣和甘地那样号召非暴力和不反抗，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对暴虐冲突的憎恶。这表明，它们是些不反抗的反抗，非暴力的暴力。这，就是“哲学力量”的根本所在。
027
年轻的哲学是有力量的哲学。正如新颖的知识是有力量的知识。有力量的哲学是要前进的，它永远在生成着，它永远不固定。它向压制它的那个既定的、已成的实存世界，不断抗议，它只是在追求自己的运动和自身的归宿。
从骨子里说，作为“精神之花”的前进哲学，都不见容于它们处身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只有规范到僵死程度的哲学，作为“精神墓碑”──才受到无原则地普遍祟奉。哲学的发展和功利原则与市场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精神之化”要冲破习俗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们看到了阴霾背后的点点星光。精神之花，要么成为精神的太阳！要么无可挽回地枯萎凋零。
前进的哲学家往往因此而备尝流放之苦──他们反对习俗的谬误和思想界的陈腐，因此，孔子有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的悲叹，斯宾诺莎则宣布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苏格拉底被他的父母之邦灌进了一盅毒酒，耶稣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钉上了十字架。
在这里，支配着这一命运的，仍然是那永恒的基调：压制与反击。反压制的力量一旦露出要摆脱它的压制者的强烈倾向，专横的压制力量就立即排斥它。这几乎养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反应。
“放逐精神之花”──这就是世界权力中心得以自我炫耀的唯一理由？
权力中心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些放逐，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近乎条件反射的举动。一发现异己倾向，就立即扑灭它。根本不顾及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还有什么比这机械的冲动更严重的浪费和更惊人的破坏呢？还有什么比杀害耶稣基督更为令人发指的罪行呢？
历史一再重复叙述着这些阴郁的放逐故事。人们，一面激动地谴责着过去时代的这类放逐，一面在庄重地执行着自己时代的这类放逐。谴责与模仿，并行不悖地骈进着，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庄严的流血与肃穆的火刑，即使我们当代，虽然没有十字架和火刑柱，可是为思想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028
“综合”是没落之果。
古典综合哲学的大师黑格尔，那是一位前工业革命时代的见证人。如果，工业革命的巨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来五十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黑格尔的“哲学大全”（类似托玛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了。因为那套荒唐的胡说完全是建立在“前蒸汽机时代”的相对静力世界上的。他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那群呆鸟的静态见证。
“浮士德”，作为动力世界的精神预兆，尽管早就出现在原始日耳曼人的想象中；但作为它的物化形式的蒸汽机，却只是在十九世纪才崭露头角。黑格尔，尚未在他的哲学脑筋中体察到蒸汽的冲击。所以，他的哲学文献只是记载了旧世界无可挽回的没落，并未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十九世纪后年叶的哲学，已经发现了蒸汽的可怕冲力。但仍以静观的态度来消极应对它。斯宾塞之辈的学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位半日耳曼人的心目中；“力”还是可以确切描述的。这显然是静态的动力世界观。尽管他从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那里抄袭了不少东西，但真的哲学只发自生命本身承受压力时分的苦痛呻吟。
“力”，对人类心灵的冲击不断深化着……终于导致这一类哲学观的破碎，四世纪末叶的哲学陷于绝望的焦虑与变态的反应中。作为哲学家的尼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综合性的哲学分化为形形色色的依附性学说。有的依附于心理学，有的依附于社会学，有的依附于经济学，有的依附于伦理学，有的依附于科学，有的依附于政治……二十世纪的哲学，也未能从这种可悲的依附状态里完全解脱出来，它至今仍是陆象山所谓的“支离艰难之事”，落入“以学术杀天下”的拔本塞源的绝境里。
二十世纪初时的柏格森也许是个例外，他朦朦胧胧地遥遥望见了新的综合哲学的点点星光。这些星光充满彻人肺腑的诱惑力。诗一般的迷惑力。他倡导以直觉去捕捉生命的力，流动的力。但是，柏格森的诗人气质远远超过他的哲学家气质。他是属于先知一类的人物，而综合哲学大多是由学者型的人物来提供的。他们是，先秦的荀子，宋代的二程；古希腊的柏拉图，罗马的普罗提诺；以及近代西方的康德。显然，像这类划时代的哲学明镜，并不适宜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气候。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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