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阉割中国文化的快刀手

　　理学下的文化，成为人性的屠宰场。理学借助“天理”给了“上级”为“下级”制定行为规范的特权。这就是人治，而且是恐怖的人治。 朱熹生活的年代（1130－1200），正是南宋王朝龟缩在钱塘江边勃而不举的时期。按儒家的理想，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平天下，但被誉为一代大儒的朱熹不仅没有恢复中原、振兴大宋的表现，反而一头扎进故纸堆搞那劳什子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济世的儒学，把营养不良的理学硬是搞得枝繁叶茂，贻害后世。

理学，是从干枯的儒学之树开放的一朵毒花。

一

汉武帝为强化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专制体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术”成为维护“大一统”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结束。我们知道，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在人品低劣的李斯等人的建议下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但却没有统一思想，而“独尊儒术”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思想，这说明李斯比董仲舒要厚道，董仲舒比李斯还要厚黑。董仲舒还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绎成维护专制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其核心就是绝对的服从，甘为奴隶。

孔子的“克己复礼”，董仲舒的“三纲五常”都是压抑和消除人的自我意识，使社会的言行符合统治阶级的规范。儒家学说不仅抹杀自我、还铸造病态的依附人格。正是儒家学说的温床，培养了国人的奴性。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循环。

儒学发展到北宋已是苟延残喘，并随着老皇帝的被俘，皇亲国戚的南逃而摇摇欲坠。这时，朱熹应世而生，使穷途末路的儒学换了一张更漂亮的脸孔继续害人。

二

朱熹的著述虽多，但他的学问并不像他的徒子徒孙所吹捧的那样博大精深。相反，属于他自己独创的东西并没有多少。他的同时代人林栗就说：“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余绪，谓之道学。”他诋毁左丘明，责难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把别人都骂成修正主义，处处以孔儒谪传自据。他继承了孔子“克己复礼”，继承了董仲舒“三纲五常”，继承了二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这些消灭自我、逆来顺受的反人性思想。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天理，就是对统治阶级不需要理由的绝对忠诚和拥护，朱熹将孔子以来的一些儒家思想按自己设计的框架拼凑了一个系统，使周敦颐等人开创的“理学”结成正果。在这样的理学氛围中，没有独立思想的臣、民，只能是无心无脑的愚臣、愚民。

朱熹的这套学说，恰恰迎合了无能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宋理宗的需要。理宗虽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他在女人肚皮上却是不败之将。理宗下诏将《四书集注》等朱熹著述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一诏”，无异于全民洗脑，不仅使朱熹一下子如日中天，而且还使这一套学说成为至高无尚的真理，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对理学不可动摇、无条件的、任何东西也无法摧毁的献身精神，至今仍是不少人的坚定信仰。知识分子被御用，成为“犬儒”。那些不愿沦为“犬儒”的反抗者，要么非正常死亡，要么疯狂。

理学，给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去了“势”，使中国主流文化丧失了创新能力。只需回头张望一下那些企图弘扬儒学或理学的学者，无不是一代比一代肤浅，一辈比一辈迂腐。曾有学者狂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就是儒学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连“四小龙”自己的学者们都不赞同的说法，与手淫式的自我陶醉又有多少区别呢？一句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让无数中国人自我高潮到血脉膨胀、面红耳赤、心潮澎湃。

从《周易》“与时俱迁”、《庄子》“与时俱往”、《老子》“与时俱化”，到孔融“与时俱止”，强调的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性来改革人的思想。朱熹虽然也说“与时俱进，经国济世”，但朱熹所要强调的与时俱进并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自我革命，而是要求统治者顺应历史的潮流不断调整其人治的策略和政策。由于理学违反历史规律，注定了它既不能“经国”，也不能“济世”，否则，南宋也就不会在朱熹理学的灿烂光辉中彻底灭亡。

中国的历史证明，凡是理学最兴盛的时候，也是国力最弱，政治和社会最黑暗的时候。

三

理学下的政治，成为“权术”的舞台。统一思想，就是思想的专制。思想的专制，必然导致权力的专制。专制的权力之下，吏治必然腐败，人民必然跪地而生。理学把政治伦理化，把伦理政治化，使权力通吃，无孔不入。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基本具备做人品质和官德的清官便在人民的期盼中粉墨登场，满足着人民对政治清明的渴望和梦想。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你可以反贪官污吏，但你不能反皇帝，不能挑战专制体制的权威，这是底线。梁山好汉替天行道，只反贪官，所以才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所替的“天”，就是皇帝。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洋务运动，也只能高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艰难爬行，但最终还是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在理学的统治下，人们只有在霸道（残暴的专制）和王道（温和的专制）下轮回。

理学下的文化，成为人性的屠宰场。理学借助“天理”给了“上级”为“下级”制定行为规范的特权。这就是人治，而且是恐怖的人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就是其典型的表象。理学让人们躲在所谓“国粹”的故纸堆里妄自尊大，保守、僵化、教条，总为以自己代表了人类文化前进的方向。慈禧太后夜郎自大的心态，至今仍在我们文化的血液中奔流不息。吹牛拍马，讨好上司等厚黑内容，成为文化的精髓。当霸道偶然一次阳萎，王道露出一点亮光，文化就光彩灿烂一点。张扬人欲的李贽、王阳明、汤显祖等人对理学稍作抨击，就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文化繁荣。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理学灭人欲，否定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夸大了德治的作用。理学，养成了人们说一套做一套的恶习，“三纲五常”、“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男女授受不亲与纳妾、逛青楼并行不悖的现象，说明理学彻头彻尾的无用，是一张麻痹人民的膏药。看看地方志、笔记、野史中那些贞妇烈女的冤魂，有几个不是弱势群体！王小波说：“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就越虚伪。”所以张伯芩就说：“中国人要面子不要脸。”

朱熹的成功，在于他众多徒子徒孙天女散花般地宣传和炒作。

理学下的社会，是一个畸形的社会。人，仅仅是没有思想的资源。主人，成为失去身份的“老百姓”。理学对统治者没有任何约束，而对被统治者处处都有“规章制度”，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老百姓”只能安分守己。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法制”社会，即统治阶级总是针对被统治者不停地制定这样那样的政策实施统治。

理学宣扬皇权天授，所以，不管皇帝有能无能，都是合法的，是上天的决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样的意识形态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推广，那皇帝绝对就是白痴。所以，清康熙皇帝说，朱熹一字一句都是真理！

宋理宗尽管无能透顶，但他死后却得到了“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的谥号。由于他在确立理学为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杰出贡献”，得到了理宗的庙号。这些赞美，不知是对他的真正赞美，还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四

文化落到了朱熹手里，就如同男人落到了操阉刀的阉师手里。“进去”的原料是男人，出来的产品是太监。

柏杨说： “三流圣人朱熹先生，此公‘圣’到什么程度，用不着多说，十九世纪之前出生的中国人，恐怕都吃过他的苦头。年轻朋友不信，不妨去买一本他阁下注解的诗经看看，其奴性和无天良，即令不把你气死，也能把你气疯。”（《君子和小人》）

端木赐香说，美国为了生活不断改造思想，而中国却是为了思想不断改造生活。这就是理学的恶果。

当理学被抛弃之后，中国才有希望，才能能真正崛起！（网易麻辣社区。原题：有此一说：朱熹是阉割文化的快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