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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中国领导人最近几个月来的举动,似乎是在仿效美联储(Fed)前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精炼的经济管理模式。马丁有一句名言,称他的工作就是“在派对进入高潮前撤走大酒碗”。
参观一下中国的一些小城市,例如位于中朝边境的丹东市,我们便可找到答案。对于一个已有10年没有到访丹东的人而言,这个城市的发展令人震惊。鸭绿江边高层公寓楼拔地而起,与对岸破落的朝鲜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上半年,丹东的经济增长率约为15%,但当地人一致抱怨称,丹东的发展“太慢”。他们说“太慢”,是与发展速度更快的辽宁省其它城市相比。在中国,有很多类似丹东这样的城市,它们在衡量自身的发展速度时,没有比照美国或欧洲,也没有比照更具可比性的东南亚“小虎”经济体。它们的经济扩张驱动力来自基层,而彼此之间的攀比进一步加速了扩张的步伐。
最近数月,众多关于中国实施紧缩政策的重大新闻,不约而同地遗漏了这一点。它们可能也扭曲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周在欧洲所传达的信息:他决心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
温家宝无意让中国经济急剧减速。中国领导人曾把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低速度设定为7%至8%。但最近几年,他们已将其提高至约9%至10%——这个水平被视为既可保持可持续发展,又可创造足够就业以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基层的动能是如此之强,以致于中国政府现在即使有意,也无法在不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撤走大酒碗”。中国政府的政令其实另有目标——重新调制由不甘落后的地方政府端上来的、往往浓烈的“增长”鸡尾酒。简言之,中国希望促进消费增长,以平衡投资,使其不再继续积聚巨额贸易顺差。同时,它希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求环境不受破坏,资本不被浪费。
不过,在中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推行这种改革,对北京的能力是一种考验。尽管中国经济的很大部分是市场经济,但市场手段或者不管用,或者无法被官方利用。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而且由于政府不希望人民币过快升值,利率手段也受到钳制。
另外,中国也没有强大的中央监管机构,能利用法律手段迫使地方工厂达到国家的污染或排放标准。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中国的环境和能源法令依然遭受那些只关注增长的地方政府的蔑视。
于是,中国政府只能诉诸传统的控制手段,从命令国有银行不许借贷,到限制用地,再到老套的反腐倡廉运动——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官员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作为总理,温家宝不够强硬。他的前任朱镕基于1993年罢免了央行行长,并亲自担任这一职务,以确保两位数通胀速度得到控制。而温家宝迄今对不听话官员所发出的最严厉警告,只是让一名省长写了一份检查。
也许更关键的是,这些行政手段已经不如从前那样有效了。例如,压制银行借贷不再像以前那样起作用,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资金直接来自企业的利润。套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话说,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中国经济是“不会转弯”的。如果情况继续如此,那么,世界其它国家也许将被迫进行重大而痛苦的调整。(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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