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来稿：110亿美元非典损失打了水漂？

万维读者俞力工来稿：3年前非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据官方估计为110亿美元。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多少人为此生活造成不便、私人权利遭到侵犯？似已无人再有兴趣加以追究。一般人的态度是，责任在于中方，咎由自取理当自认倒霉。中国之如此爽快地吞下苦果和有意忘却，一是因为国际媒体不断设置新议题，由是转移了大家的焦点；一是有关当局混混噩噩，完全察觉不到这是一场以摆脱伊拉克困境、以嫁祸中国为目的的“国际反恐战争”组成部分。

 

环顾世界，迄今任何国家发生瘟疫情况，无不采取严厉措施控制传染病的扩散；同时为了防犯民间恐慌，也无不想方设法阻止消息的走漏。唯独中国，竟然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每日公布病患数字，由是对社会的动荡起着推波助澜作用。如今痛定思痛，为了防患未然，似有必要作个全面检讨和调查。以笔者之了解，单凭世界卫生组织的华人职员所掌握的信息，便足以揭露“非典事件”的炒作程序和背后原因。当然，也必须虑及的是，彼时中国卫生当局为了抬高自身的地位，也曾扮演极其不光彩的里应外合角色。

 就110亿财产损失而言，必须细究的是，主要的亏损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杯葛、对旅游业务的限制呢？还是来自中国本身的过激反应？譬如，一道命令下来，便隔离全国所有娱乐场所。或者，由于地方领导的无知，突然采取堵拦交通的办法，断绝与外界的接触，由是导致地方经济的停摆？如果说，全球每年为了肺炎平均造成90多万人口的死亡（200万感染），那么2003年全球因非典引起的800死亡人口的大多责任与损失为何要中国独自承担？

 以下，不妨节译几条莎尔斯高潮时期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病毒研究所负责人拉本瑙（Holger Rabenau）的意见（原文载于2003年4月26日奥地利《标准报》）：“此次造成的恐慌主要该由媒体负责，而非非典…”；“非典扩散远远不到引起恐慌程度”；“这次或可视为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性流感（1918年曾有10亿人感染，2000万人死亡）所进行的全球性演习…国际社会发挥了充分合作”；“大多预防措施均为必要、有效，之仍然引起过度惊慌，系由媒体的煽情报道、假消息和重复宣传所造成。只要提个上百遍昨天死亡217人，今天高达250人便能造成恐慌，250人死亡究竟算什么呢？导致众多人数死亡的疾病不胜枚举，而媒体却半字不提”；“即便在北京也无戴口罩的必要…迄今受感染的主要群体为医务人员…除非有人当面擤鼻涕、咳嗽，否则我不觉有戴口罩的必要”；“希望至迟两个月后便能跨过高峰期，而后则逐步淡化，对此我基本上持乐观态度。”

 事后回顾当时许多专家提出的警告和反对意见，反映出媒体的力量一旦有了某些大国的支撑与发挥，有了受害国无知无识的呼应，即便是科学的论断也可当作耳边风。如此这般，中国便成了预防流行病的大练兵场所。不怀好意的主流媒体一声号令之下，举国上下便即刻动员起来，朝着一个看不见的风车发动一场不计代价的全民大会战。

 值得作一对比的是，非典问题随着气候的改变自然解决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知髓知味，还想拿禽流感继续抬高自己的价码。其新任总干事甚至曾经一度发出“如果禽流感如何、如何，将会造成全球数千万人的感染”的危言恐吓。但是，这回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据笔者判断，禽流感主要由飞禽传播，因此任何国家不敢保证自己成为免疫区，于是今天糟蹋了某个国家，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

 另外还引起笔者关注的是，为何美国媒体在攻打伊拉克的紧张时刻、对非典的报道从数天一次转化为每小时一次的高频率时，竟是首先由香港、台湾、新加坡积极响应，并跟着对中国大陆谴责、发难呢？一个前所未有的怪现象是，此期间笔者的电邮信箱突然每天会收到数封由新加坡发寄的信函，而内容清一色涉及新加坡病亡人士家属的痛楚与悲哀。见此荒诞不经的宣传攻势，笔者随即为文指出，如果每个中国艾滋病受害者的家属均采取同样办法对港、台、美国这几个主要艾滋病传播者提出控诉，那么是否更加值得同情和更加有必要为此发动决战呢？

 总而言之，中国为此闹剧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令人感到忧虑的倒还不是经济的损失，令人寒心的是国家安全概念仍旧停留在计算核弹头的境界，而对新时代的情报战、媒体战则毫无招架之力。笔者早在3年前便表示“如果此次教训能够提高国内媒体、政界的体质与素质，或许110美元的代价还算是个捡来的便宜。”如今看来，这庞大损失实际上是打了水漂。就非典事件本身而言，其性质、过程并不是个大了不起的学问与秘密。国家当局只消调动一批法学、新闻学、医学专家联手调查，如此具体的案例，花不到半年的时间和50万人民币的研究费用就可水落石出。2006/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