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不能过急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从资本项下看，今年以来，受我国政府外资优惠政策可能转向的心理影响，我国引进外资的速度呈现出减缓趋势，1-7月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同比下降1.16%，7月份已经是连续第3个月使用外资同比下降。但贸易项下的贸易顺差仍在保持快速增长。今年6月份，我国月度贸易顺差达到145亿美元，7月达到146亿美元，8月达到188亿美元，连续三个月创出贸易顺差历史新高。去年我国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8月累计实现贸易顺差946.5亿美元，逼近去年全年水平，预计今年全年贸易顺差将再创历史新高。

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商品的出口，有利于外国商品的进口，因而会减少贸易顺差。但事实上，人民币在持续累计小幅升值的同时，我国贸易顺差仍在快速增长。这一现象说明，人民币汇率不是影响长期贸易平衡的主要因素。目前造成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快速增长原因较为复杂。从需求来看，贸易顺差在于国内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国内需求不足。在开放经济下，贸易顺差是投资-储蓄缺口的反映。我国储蓄持续大于投资，投资缺口主要依靠贸易顺差弥合。贸易顺差意味着将国内储蓄交给别国使用。

从贸易顺差的构成来看，加工贸易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从近六年来的月度数据来看，加工贸易顺差一直大于顺差总额，尽管一般贸易也时常略有顺差，但金额相对较小。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中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正因如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其他贸易显然不具有这一特性。加工贸易增长的根源在于我国以加工为重点的制造业中心的确立，也在于我国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和出口导向型的外资外贸政策。如果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促成贸易走向平衡，那么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是有利的。然而，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启动影响甚微。而加工贸易的顺差形成机制，以及加工贸易顺差占总体贸易顺差比重大等特性，决定了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很难减少贸易顺差。因此，单纯的人民币适度升值难以缓解贸易顺差的持续快速增长。贸易顺差问题的解决，要求缩小储蓄-投资缺口，实现加工贸易转型，需要借助一些非汇率手段，例如，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外资外贸政策等。

既然来自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难以构成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人民币升值的安排就要从我国国情和需要出发。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包括对外经济和内部结构调整等发展政策，所要求的往往是循序渐进的汇率调整。参照日元升值的经验，人民币汇率累计、缓慢小幅升值，对贸易收支和宏观经济的冲击较小，但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

从日本的历史经验来看，日元升值对日本出口的影响经历了1971-1984年、1985-1995年和1996-2005年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日元出现长期升值，但日本出口并未受到明显影响，仍保持了迅速增长。在这一阶段，日本人均GDP与美国和西欧各国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日本的工资水平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仍处于最低。日本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明显高于美欧各国，产业结构尚未完成升级。从技术水平方面看，日本与欧美各国仍有很大的差距，技术贸易一直是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由于日本经济在日元开始升值后仍处于赶超欧美的发展阶段，由此，日本就得以继续发挥后发国的优势，特别是继续发挥了技术引进和低工资的优势。因为日本继续发挥了后发国的优势，再加上日本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国际化方面，日本企业在经营合理化、省力化、高附加价值化等方面采取了积极对策，所以很快就适应了日元升值的新形势，除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1975年、1978年、1982年和1983年外，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较高的出口增长率。在第二阶段，由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出现急剧地大幅度升值，日本出口出现减少。在第三阶段，日元在贬值和升值的波动中，基本稳定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大幅度升值的水平。这一期间，日元升值、贬值的幅度基本保持在±15%以内。但日元升值已经促使日本国内经济结构相应做出调整，而日本企业经过长期的考验，也已经基本上适应了日元升值的新形势。日本出口仍保持了高增长。

从发展特征来看，我国目前的情况与1971-1984年日元升值第一阶段时的日本经济极为相似，也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至于后两个阶段日元升值的实际影响，对我国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借鉴日本当时的经验，人民币汇率应保持小幅、缓慢升值的态势，切忌升值过急、过快。由于我国国内经济状况与1971-1984年的日本经济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判断，人民币汇率的小幅、缓慢升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较小，对贸易平衡的影响也较小。但汇率杠杆的持续调整，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我国应充分利用好后发优势，逐步调整和适应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