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一种共同的国民娱乐，即观看男女老外们表演当众出丑。每当有老外在电视节目里(电视台十分乐意邀请老外参与这类节目)表现出对以上两国风俗文化在观念上的无知，在行为上的笨拙时，本土观众就会宽宏大量地乐不可支起来。
当然这幷不表示中日两国国民在欧州就从不出丑。谈论国人在国外之种种“洋相”，同样也是一部份中国人的娱乐活动之一。从李鸿章到留学生，从官员到商人，从晚清谴责小说到今之社会新闻，做为集体观看“老外出丑”的补充，走出去，请进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娱乐活动年中无休。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这种全球化进程中的创伤性体验，一部份是因为文明(或风俗)的冲突，例如刀叉和筷子，歌剧院和卡拉OK；另一部份则纯属个人习惯，例如随地吐痰，公众场合旁若无人，大声喧哗，等等。前者不可避，后者或可追，但两者绝不可混为一谈，即把个人习惯及“人格”视同为“民族形象”或“国格”。除非是因公(例如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个人不管到哪里都只代表他个人，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品问题，不能被滥诊为类型化的忧郁症；胃口不好，不要假装是素食主义者。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之类，国内国外都算非礼，虽说是家丑不可外传，却终无一出国门就罪加一等之理，又不是关税。
钱穆先生在>中多处论及“少数与多数”以及“群与孤”的关系。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商业文明滋生了基于“孤”的人生，中国的农耕文化则导致了以“群”为主的生活，然而，“人生有群与孤之两面，不能偏无，亦不能无偏向。为求平衡，于是尚群居者转重孤，尚孤往者转重群”，故“中国人主要在人群中求有孤，西方人主要在从孤中求有群。”以鲁宾逊和伯夷为例，采薇首阳与漂流荒岛，“实无甚大之不同。惟鲁宾逊乃遇不得已…在伯夷则岂不可已而不已。”
西风东渐，钱先生质疑道：“今我国人，几乎群认中国前代人生已死去，唯当一意追求西方人生，以为吾侪之新人生，斯诚不知其立论根据之何在？”虽不知其立论根据何在，但是逆向操作似乎已是大势所趋。吾侪之新人生，那是将个人的“孤事”或“孤立事件”想方设法或者不假思索地扩大化，推而广之以“求有群”。近年来多起“有话说”事件，莫不如是。挨了个别的骂，原因归结为“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个人在国外遭受个别的不公正待遇,扩展至“民族耻辱”，一场球赛之输赢，提升为国家之胜负，个人名誉受，则把原本应属于个人的伤心放大成“伤了全国电视观众的心”。
此种选择性极强的“集体主义”，实乃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变态形式，或曰由“无我之境”转入“有我之境”过程中的极度不适应。把属于个人的孤立事件无限放大推给集体，利用集体反集体，挑动群众斗群众─一个人一旦成功将自己置身于这种“同而不合”之境，不仅自己做成小人，而且还会因“随便起哄”而把集体变成集市，把团队变成团伙。 既有精神胜利法，就不无精神失败法。欲令种种“家丑”“片板不许下海”，首先得做好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工作，思想一时不通者，强制性集体恶补之外，尚有以下三法可供应急:
一，人在异国，欲行不得不非礼之事，可事先把自己伪装成日本人。我认识一个既自爱又爱国的女小朋友，游巴黎突遇内急，情急中便在赛纳河边蹲下，心中默念，如被法国人偷窥，立即就给对方来一个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靠你鸡挖！”
二，尽量到落后的国家旅行。此法非但能避免自己被他人视为“非礼”，而且还可能因视别人为“非礼”而获得某种道德优越感。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了这样一条规律 --即所谓幸福，本质上乃由差异性造成。我认识的另一个男小朋友，情绪低落时，立马即买张机票直飞柬埔寨。三天两夜一个疗程之后，刮目相看者，一名神清气爽，满心欢喜的归人是也。
三，苦练内功，到哪儿都不把自己当外人。爱默生在>一文中说过这样一个段子:“一位英国女士在莱茵河上听到一个德国人称她及其同伙是外国人，她就大声说道:‘不，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是英国人﹔你们才是外国人呢。’”。修练到这种宾至如归的境界，也就走遍天下都有“礼”，百无禁忌，百毒不侵了。
段子里的英国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其实，最保险的万全之策，还可以像我一样，把自己的地理概念和时间观念牢牢锁定在维多利亚时代，尽量少出国，最好别出国。说过“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思”的法国人帕斯卡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麻烦，皆因我们不肯老老实实地在自己家里呆着”。这句话在港产片里的表达是: 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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