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之四）

第三节     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学

    中国研究在各个学科蓬勃发展，各个学科都有概述性的著作来总结本学科中国研究的精华。在历史学，我们有费正清和古德曼的《中国：一个新历史》（Fairbank and Goldman, 1998）和孔宝荣的《以东亚为中心：与世界互动的四千年》(Cohen, 2002)。在经济学，有麦迪逊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Maddison，1998)和诺兰的《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Nolan, 2004)。在政治学，有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Lieberthal，1995)和萨奇的《中国的治理与政治》（Saich, 2004，第二版）。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中国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著作。不幸，在社会学领域，尽管有关于中国的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还没有类似的著作。

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研究中自然有所分工。历史学探索中国的过去；经济学聚焦于中国经济；政治学考察中国的政府。社会学的责任就是要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图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社会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把握社会的性质，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研究方面，社会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展示整个森林而不是若干树木。在我们展示整个森林之前，一些关键问题必须厘清。那就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国家建立的积淀论、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1.中国社会的性质：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与东亚迟发展者

如何定义中国，对于顶尖的专家都成了大问题。1997年10月22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提醒美国公众：

试图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的定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根本不适合用来描述 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中国经济已经向市场经济走得很远，无论如何都不是计划经济，但是同时，市场力量又鲜于控制实际的生产、价格、谁来获益。不如说，在他们经济的几乎每个层面都有某种官方干预，以至于我们可以称其为“讨价还价”经济—一定要同政府讨价还价，你能不能盈利有三分之二取决于政府。所以，当你试图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经济是个什么样子，怎么说都说不清楚。

同时，中国总是绝对宣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继续干许多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中国上上下下的领导干部都被告知，要少谈主义多干实事。干你该干的事。怎么行得通就怎么干，再在上面盖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反正你得有个说法。中国的国有企业，整体来讲，对他们是个沉重的负担。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现在正尽量将所有的国有企业包装上市。他们将这种转变称为从国有到公有，所以仍然是社会主义。好了，如果股份制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那么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了。这儿就遇到定义的问题了。所以，我想，当你想要告诉美国人民中国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出问题了。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现有的各种定义与中国都不怎么符合。[vi]

没有合适的定义，就无法达成对中国的共识，就无法制定坚实稳定的中国政策，以服务美国国家战略利益。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形式看内容。不了解社会的性质，铺天盖地的数据很容易遮盖本质和内容，导致对社会整体的曲解乃至完全误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四个主要方面：(1)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人口最多的国家，(2)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3)一个世界体系中的迟发展者，(4)一个东亚国家。

这里我们需要概念分析(Mahoney, 2004, 93)。宏观社会学(Sanderson, 1999a and 1999b; Patrick 和 Lenski, 1999) 认为，人类社会分成狩猎和采集社会、园艺社会、农业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相同类型的社会一般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宏观社会学中没有“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在宏观社会学的分类中，中国是个典型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意味着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农村，依靠人力而不是机器。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这个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分层、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城市化、社会保障、教育、家庭、社会流动、人口和环境、社会控制、社会变迁、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和其他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社会（例如印度、印尼、越南）相似，今天的中国更像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或者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其时这两个国家都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

直到十八世纪，中国一直处于亚非欧世界体系的核心。欧洲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落后的边缘，向中国输出金银换取丝绸和瓷器，以满足欧洲资产阶级的需要。对欧洲人来讲，寻找能在对华贸易中替代金银的东西，是个艰苦而漫长的事情。这使得他们最后找到美国西洋参和印度鸦片作为进口替代。“欧洲和西亚都力图获得进口替代品，以避免昂贵的对华贸易，并通过卖给临近的国家赚钱”(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91)。中国在亚非欧世界体系中坐头把交椅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主要由于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先进性造成的不平等交换……‘技术寻租  ’ 是欧洲和中国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基础。 ” (同上，191-192)。

迟发展者“为了动员资本和压低工资，倾向于喜好专制政府”。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对迟发展者尤其如此。“外部压力强迫各国寻求合适的军事组织结构，而军事组织结构又反过来重铸了国家的内部结构。国家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又影响未来的政策和统治方式”(Evans and Stephens, 1988, 744)。

对迟发展者，市场的有效运行常常与强大果断的国家政权相连，而市场失灵往往源于国家没有自主权和政府低能……战后的日本、四小龙和现在中国的强劲崛起，都显示出国家干预同市场导向相结合十分有效。有关研究表明果断的国家机器有助于有效的市场导向政策，同时也表明使私营企业缺乏自主权和政府低能的国家机器必然破坏市场、伤害发展。

国家政策和市场当然不会只向一个方向运动。政治考量决定了通往工业发展的国家政策，但这些政策反过来对国家的政治基础产生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增加财富、提高教育水平和识字率、发展大众传媒、促进收入平等、扩大中产阶级，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民主化。(同上， 744-752)

中国革命之后的发展历程显示中国的发展道路符合上述所有方面，是典型的迟发展者。

用那些意识形态化的定义，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专制主义、计划经济等等来描述中国是不合适的。二战以后六十年来中国和世界社会变迁的沧海桑田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并存于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常识以为，市场导向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就是社会主义。事实证明，这种常识根本就是幻觉。最新的研究表明，国家干预的强弱并不取决于意识形态姓资还是姓社，而取决于其发展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即便在高支出的欧洲也没有一个政府花费本国GDP的五分之一，通常为十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到1950年，所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税收都超过GDP的五分之一，美国几乎是四分之一，可是没有一个超过三分之一（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到1997年，经合发组织成员国加权平均的公共支出总值占GDP的39%，税收收入和其他来源占38%。除了新成员韩国以外，没有一个政府的支出低于GDP的三分之一。(Therborn, 2000, 2)

现在的中国，税收仅占GDP的18%。要加强义务教育、社会福利、基本建设和公共设施都需要政府控制更多的财政资源。

关于民主化的研究更有启发性。林兹和史蒂芬(Linz and Stephan 1996) 出色地指出了民主化的规律。他们指出，认定民主化就是“选举加市场”是有害的，而更有害的是以为民主化可以成为一种“浪潮”。林兹和史蒂芬指出了民主化的一个先决条件和五个方面。先决条件是必须先有一个民族国家。五个方面包括：1）一个公民社会有结社和通讯自由；2）一个政治社会有自由和包容性选举形成的凝聚力；3）法制的立宪政体；4）一个国家机关有理性和法制的科层规范；5）一个经济社会有制度化的市场。综合这五个方面来看，今日中国并不比俄罗斯和印度更不民主。

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有效方法论。在今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生产力之上，建筑着庞大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今日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意识决定中国的存在，而是中国的存在决定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意识。在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工业生产力同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于是爆发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革命。现在的改革将持续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的部分。在农业生产力向工业生产力的转变过程中，全部庞大的农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将或慢或快地向工业和后工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发生变革。

按照罗斯托(Rostow, 1959/1991)的经济发展五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起飞阶段”的中期。同时，按照奥甘斯基（Organski, 1965）的政治发展五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 “初步统一阶段”的末期和 “工业化阶段”的中期。我认为，政治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确定实现普选的合适时机，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发展阶段。最佳时机，应该是在经济 “起飞阶段”已经完成，和政治发展的“统一阶段”和 “工业化阶段”也已完成的时候。搞得太急，比如印度，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害。搞得太迟，比如苏联，可能造成社会分裂。对在中国实现普选的最佳时机必须深思熟虑，这样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

2.国家建立的积淀论

正如梯利指出，建立现代国家是人类社会最近五百年来两大进程之一。几十年来，研究“积淀”的重要性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界的共识。我认为，最重要的积淀，就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积淀。在国内，没有从前国家的社会体制的积淀，后来的政权很难稳定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社会体制总是自然积淀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要学习、适应、借鉴发达国家。

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积淀，古今中外，无所不在。在东亚，先进的中国社会体制积淀于日本社会、朝鲜社会、越南社会，如同欧洲社会积淀于早期美国殖民社会。对于争做世界强国的国家来说，除了学习已经被历史证明有效的社会体制，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别无他途。

下一章将会讨论，作为一个整体，唐代以后，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和科举制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西方也学习和模仿了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和科举制度。欧洲语言把中国的秀才、举人、进士翻译成学士、硕士、博士。英国直接照搬了中国的十八级公务员制度，并把它带到北美殖民地。直到1978年，美国联邦政府还在使用这套照搬中国的十八级公务员制度。西方还直接照搬了中国的科举制：法国，1791；德国，1800年前后，英属印度，1855；英国本土，1870。

对于任何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都是一个对内对外的积淀过程，而不是全盘更新。着重于比较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差异的“现代化理论”曾很流行，但现在应用这个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少。原因是“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和“传统”这两个核心概念有致命的失误。美国有个参议院（古罗马也有个参议院），日本有个天皇，英国有个女王。参议院、天皇、女王都是“传统”的，但美国社会、日本社会、英国社会却都是“现代”社会。正是现代化理论在这这两个核心概念上失误导致了自身的解体。在我们使用现代化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严格界定于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这三大要素对任何现代国家的建立都顺理成章而至关重要。

正如梯利所展示(Tilly，1990)，欧洲民族国家只有在经历了长期血腥的战争与冲突后才得以确立。在经历了550年诸侯混战之后，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毛主席诗曰：“百代尚行秦政法”，就是说，秦始皇奠定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框架积淀至今。

中国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在秦汉已然奠定，只需振兴而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核心口号是“振兴中华”，而不是“建立中华”。这种振兴，基于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即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中心，中国在边缘，所以中国自然而然要反过来向中心国家学习。

3.中国与全球化

全球化成为社会科学界讨论最热烈的课题之一。2001 年，贵棱（Guillen，2001）总结了有关全球化的五大争议，中国经验对回答这五大问题都很有用。

首先，全球化真的发生了么？确实发生了。从前，中国是农业世界体系的中心。现在，中国处于工业和后工业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正在争取向中心移回去。

第二，全球化产生趋同化么？答案取决于“趋同化”的定义。如果趋同化是指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和全世界都在向这个方向趋同。但是，趋同化并不等于同质化。参议院、天皇、女王（或者国王）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趋同。同样，中国的社会体制终将保留先秦和秦以后积淀下来的一些中国特色。

第三，全球化会颠覆民族国家的权威么？答案是否定的。有些人主张民族国家正消溶。可以说，这种民族国家消溶论是一种“地球村愚昧”(Global Village Idiocy)。事实是，没有一个主要大国的主权正在消溶（中国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伊拉克的主权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颠覆的。

第四，全球化与现代性有区别么？我认为，全球化与工业化和民主化一样，仅仅是现代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它们可以被视为构成整体的部分。

最后，一种全球文化是否正在形成？美国文化可以分成农业美国文化、工业美国文化和后工业美国文化。中国文化同样可以这样划分。今天的中国文化，像一百年前的美国文化一样，是一种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文化。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文化会越来越像美国工业文化。另一方面，即使都是后工业文化，美国文化、日本文化、德国文化、法国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各国语言不会趋同。中国人还是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

4.美国与中国

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美中关系。首先，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家，一个东亚的迟发国家。第二，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国力远远超过中国。2004年，美国GDP超过中国八倍，美国人均GDP超过中国38倍。自然，由于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美中之间存在一种过得去的工作关系是有理性的。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大战略取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史文与泰略斯认为，“中国的大战略基本上是从大国政治的角度出发，对国际关系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 所以，国际秩序主要被视为国家之间相互竞争、权力导向的互动。”(Swaine and Tellis, 2000, 6-7)。对于未来中国国防行动的分析“不必假设中国领导人或民众怀有或出现善意与恶意。毋宁，中国未来的国防势态主要源于结构性的、系统的、和历史的因素”（同上，7）。

首先，中国的大战略取决于中国近代史：

在中国近代史头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即大约1840至1945年），对中国大陆和海岸线的主要威胁是帝国主义强权的入侵，例如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入侵。二战结束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或者高度工业化的民族国家，例如印度、俄国、日本、美国，对于中国领导人展示出各种国防上的威胁，包括入侵的威胁。（同上，11）。

结果，由于中国脆弱的边境和反复被外国侵略的历史，在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将国内政治社会的软弱和外敌入侵强烈地联系了起来。（同上，13）。

考虑到这些被侵略的历史深藏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李侃如准确指出了中国人民的三大目标：

第一，非常明确，国家统一。中国人认为，国家统一就是推翻过去一百年里被经济强大的列强所强加的分裂。第二，经济发展。中国人认识到，自己国家实力的降低其实源于其他国家更迅速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决心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且将发展经济视为头等大事。这既包括赶超其他国家，也包括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二十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中国国内陷于暴力和不稳定更凸显了这个目标的重要性。[vii]

自然而然，中国的大战略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中国的基本国家目标是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统一的、和富裕的国家。中国把自己看作一个大国，就像其他大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认为这种大国地位来源于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和经济的增长。中国希望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得到和其他大国平等的地位。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北京相信至少在2050年以前，它将获得中等规模的大国地位……

中国国防工业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在无限长的时间内，尚无法制造出可以挑战高科技敌人如美国或日本的武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支军队，要足以抵御任何地区性敌人、维持领土完整、保护国家利益、维持内部安全、阻止法理台独的任何举措、抵抗侵略……

中国的战略，是用足够的力量，在北京列出的条件下，把对手拉上谈判桌；并能果断出击，杜绝第三方的干涉……如果北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中国会努力克制并限制冲突，但同时使用足够的军事力量和战术，在外部力量尚未进行武装干涉之前，在主要贸易和外国投资中断之前，在军事上解决问题……如果第三方对卷入中国的地区冲突进行武装干涉，解放军将使用一切手段，希望给第三方造成重大伤亡，以削弱干涉一方的决心。[viii]

要理解未来五十年的中美关系，首先必须了解世界体系今后五十年的基本格局。

如果我们沿着形势1的思路发展，假设世界体系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重复霸权衰落早期阶段的变种，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世界形势向下列情况发展，我把它们简单地假设为几条定理：

• 基于前二十年出现的领导科技革命的新产品，一个新的诺卓惕夫阶段A将迅速开始。
• 就谁会成为这些新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日本、欧盟、美国之间将产生激烈竞争。
• 日本和欧盟之间将同时开始继承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
• 残酷的竞争通常会使三边减少到双边，最有可能的组合是日本连横美国对抗欧盟，这种组合受制于双方的经济考虑和矛盾的文化考虑。
• 这种双雄世界格局让我们回到经典的形势：一个由前霸主支撑的海空强权，对抗一个大陆强权，从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预示着日本的最终胜利。
• 三边的每一方都将继续加强自身同某一特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美国与美洲、日本与东南亚、欧盟与中东欧和前苏联。
• 在这个地缘政治重组中最困难的政治问题是将中国纳入日本-美国区域和将俄国纳入欧盟区域，但毫无疑问这两件事情都可以搞定。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预期今后五十年欧盟和东亚之间会相当紧张，而东亚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在那之后，中国能否夺取日本在新结构中的统治地位，就很难说了。(Wallerstein, 1999, 46-47)

如果美国希望维持霸主地位，就必须在大国之间搞好平衡。中国在今后五十年还不会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但是如果中美关系搞坏了，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亨利·基辛格总结了中国大战略和中美关系的精髓：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耐心和深谋远虑的。在北京看来，地缘政治的威胁不是去征服一个中国的邻国，而是中国的邻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中国领导人最没兴趣做的事就是挑战美国，这个最遥远的国家，在历史上从未威胁过中国的统一和完整。(Kissinger, 2001, 147)

要想知道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差异，应该看两个国家的性质，而不是文化。美国是个先进的后工业化社会，而中国是个落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美国是中国的先生，但师生关系并不命定就很亲密。如果美国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本来都可以轻易避免。作为中国的先生，美国必须在中美关系中采取主动。

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军事问题并不一定成为一个要素。相反，观察中国的重点应该放在中国内部秩序的重构上：

有些人担心迫近的“中国威胁”，但讽刺的是，中国观察家们很有理由地正在期望有一天中国将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能变得更强大，从而更不具威胁。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发展出一套更完善的法制、更自由和更成功的经济、更国际化和更少重商主义的经济前景、国家同工人阶级更好的关系、国家同少数民族更好的关系、更职业化和更完善管理的军队、以及同亚太周边地区更好的关系。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不幸的是，这些进程将进行得十分困难，不会很快结束。(Karmel, 2000, 182)

美国参与这些进程的选择很多。我建议订立美中自由贸易协定，以激励美中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融汇。另外，许多美国大学已经为中国精英提供一年制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这些人大多是大陆的政府官员和大型国有企业干部。这项工作没有理由不能延伸到社会工作、教育、公共管理、法律、甚至警察部门。如果美国遵守1971年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海就有永久和平。

以上是我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国家建立的积淀论、中国与全球化、以及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若干定理。如果不出意外，基于这些定理，2005年，列克星敦出版社(Lexington Books)将出版一部名为《中国社会导论》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