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敢查陈水扁，中国大陆能查谁？

陈水扁夫人吴淑珍涉嫌贪污、伪证被提起司法公诉，是台湾司法独立最无可争议的例证，是人民不断争取民主、媒体勇敢监督政府的回报，检察官陈瑞仁为台湾建立了一个值得长久敬重的司法经典，同时可以垂范于正以“反贪为首要任务”的中国大陆执政者。

台湾民主化由于奠基于民粹主义，虽然帮助李登辉迅速从国民党元老中取得了权力，也帮助民进党连续两度取得政权，但权力的羸家却始终未能完成角色的转换，没有努力去寻求全民和解反而加深族群对立，没有努力去改善百姓民生反而逼走商界精英，没有努力去改革体制反而急于瓜分利益，如此之下，经济低谜，权争恶劣，社会分裂，百姓沮丧，陈水扁亲信、家人甚至他本人卷入贪污腐败案也就不足为奇。

正是民粹主义，“民主”在台湾异化为争权的利器和权力的保护神，使李登辉可以胡言乱语胡作非为，台湾社会毒化、两岸关系恶化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任上权倾一时，下台后也能老神在在，一系列弊案都是不了了之。作为李登辉的权力继承者、行为模仿者，陈水扁这个曾经为民主打拼的“台湾之子”，很明显背叛了他的理想，权力不是为民服务的工具而成了他的终极目标，且为此不择手段。他在不清不白中坐上第二届总统宝座后，并没有修正他的心理，政治暴发户心态比前任表现得更急促却很笨拙，以致于闹出低劣的“小贪总统”的故事。

从陈瑞仁检察官的起诉书里，已经很清楚地呈现了吴淑珍“涉贪”和陈水扁“共犯”的事实。未经司法的审定，陈水扁的自我辩护当然是其权利，但即使“陈律师”为“陈总统”雄辩滔滔，也未能昭信于天下，人们听到的只是一个坚定的信息：“我不下台！”

然而，政治家之所以是政治家，他不仅仅与民同法，而且他要有相适应的政治责任。陈水扁总结说：“清廉名誉比生命重要，个人去留微不足道”。其实，对于政治家来说，比个人名誉更重要的是：国家福祉。司法程序或可成就陈水扁的拖延术，但一个没有诚信、没有权威的总统，一个成为社会乱源的总统，凭什么再领导台湾？可见陈水扁仍将个人“名誉”“个人去留”置于“国家福祉”之上，留给历史的是活脱脱一个对权力贪得无厌、贪得无耻的“政治小瘪三”形象。

对陈水扁涉贪的追究，尤其是陈水扁下台与否，民进党扮演最后决定性的角色。但从与陈水扁有关的弊案发生以来，作为新生的执政党，民进党的表现不配它声称追求“民主进步”的党名，为了一党之私，居然在立法院为了“全体一致保卫总统权位”，全体缺席相关议会，一如大陆人很熟悉的“一致通过”的没有伦理的政治把戏。结果呢，一党受累于一人，长久撕裂的社会，积压了更强烈的民愤，最终反弹给了民进党，折损了它在台湾政治舞台的竞争力，伤害了台湾民主的品质。

台湾人民有幸，仍有人不甘堕落，而这些不与滥权者共舞的人，使本已步入邪门的台湾“民主之轮”还有机会转入正道。陈瑞仁、李子春这几位检察官，不止为台湾，为中国大陆，甚至为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个司法经典。即使是民主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亦有鲜有检察官成功调查“第一家庭”的案例。这也显示出台湾民主化卓有成效的一面，只要检察官具有勇气和智慧，还有可能避开政治干预，让真相和正义浮出水面，也使人们重新燃起对民主的信心、对台湾的希望。

陈瑞仁建立的这个案例，给中国大陆亦有很大的启示。经济高速腾飞的大陆，正被贪污腐败从各个角度侵蚀，官场商场已混为一场，几已到了无官不贪的境地，以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反贪定为“首要之务”。

但大陆这些年大小老虎打了不少，腐败之风并未遏制，反而更普遍更深刻。陈水扁贵为总统，妻子涉贪40多万美元就闹得天翻地覆，一个大陆镇长两年赌掉公款一千多万美元却很久不为不知。原因还不在于大陆大，而在于大陆没有最基本的舆论监督，司法也只是纪委的白手套。

不少地方的纪委只是排除异已的“东厂”，“双规”则保护了更多、更高级别的贪官。没有政治的需要，没有最高领导层的批准，司法不可能启动对高官的调查。一个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贪污腐败传闻并非今年才有，却拖到场面不可收拾才来个“双规”。而政协主席贾庆林、副总理黄菊明显涉嫌经济大案，却至今没有一个检察官敢查他们！

假如陈水扁的弊案由民进党的“纪委”调查，会查到陈水扁头上吗，人们断没有希望看到“真相”！相比台湾，使我们没有多少理由乐观中国大陆的反贪结果。假如胡锦涛真的有心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首先就必须抛弃已被证明不能治本的反贪体制，学习台湾，学习他国，建立起独立于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监督体系。

贪污腐败是对中国老百姓利益最大的侵犯，使摩天大楼之下的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贪污腐败是对中国复兴最大的破坏，使人们对公平对正义对未来丧失信心，甚至使中国社会陷入无界的黑洞之中。台湾的反贪例证告诉我们，拥有没有恐惧的媒体，独立的司法体系，才可能让“最大的老虎”也不能免于被监督。这也是所有反贪国家的经验。中国如果不能如此，“中国特色”的“反贪”便只是一阵风的运动。不止的腐败，最终定会将执政者腐蚀为乌有，也将最一次毁灭中国复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