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十四之补充）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李毅著   陈蕾 李毅译   李毅校 

美国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出版 2005年10月

 第八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第六节 中国中产阶级在哪里？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重要性已经有了好几十个研究（Bian, 2002, 97）。我基本上不同意有关研究。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一个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

从社会学角度，中产阶级有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广义地讲，中产阶级就是在社会分层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阶级。图8-1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今天谁是处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间的阶级：根据第一种定义，图8-1显示：农民是下层阶级，城市居民是上层阶级，农民工是中产阶级。

第二种定义，狭义地讲，中产阶级特指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阶级。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在工业社会，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在工业社会末期和后工业社会（Gilbert, 2003, 17），这个阶级的人数逐渐等于、并最终超过了工人阶级。所以他们成为上层阶级（资产阶级和上层管理人员）和下层阶级（蓝领工人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社会，要成为一个工业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现在不可能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构成的中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是干部和准干部。无论权力、财富、声望，干部和资产阶级都绝对属于上层阶级。[34]

大部分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创造了一些指标来定义中国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最常见的一个变量是是否拥有私家车。2003年6月9日，中国自豪地宣布，中国拥有私人汽车的总量达到1000万辆，平均每120个中国人中有一辆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中国的第五大支柱产业。中国汽车的产量（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超过了法国，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名列第四。[35]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这决不表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中产阶级。每120人有一辆汽车，1/120或8/1000，恰恰说明拥有汽车是上层阶级的标志，而不是中产阶级的标志。在统计学意义上，因为中国有若干私人汽车，就断言中国已经有一个中产阶级，实在不合适。

在中国，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不到5%。从财富、声望、社会特权来衡量，处级、副教授级别以上的干部绝对属于社会分层顶层的2%。奇怪的是，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属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是个中产阶级呢？

这是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媒体一直报道一些新贵大款的故事。是有许多新贵大款，但是他们远不到总人口的1%。可是媒体的集中宣传误导很多人以为有很多新贵大款，以至于忘记了大部分干部仍然居于社会分层顶端的5%。第二，由于现行户口制度，农民阶级、甚至工人阶级都和大部分干部不住在同一个社区。干部和干部住在一起，看不到比自己更穷的人，觉得自己也不富。第三，“中产阶级”一词来自发达国家。当干部们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出门旅游，他们就觉得自己终于达到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尽管他们在中国完全属于上层阶级。第四，一些研究断言现在中国有一个中产阶级。大多数研究关于中产阶级的参照系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二十年前，甚至中国的上层阶级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都是很穷的。现在，经过二十年的飞速的经济发展，中国上层阶级的生活水平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根据温格茹德（Weingrod）和陈（Cheng）的研究（Fishman, 2004）：一个中国家庭只需要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花销的零头就可以过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舒适生活。尽管中国宣称人均收入仅为1100美元，但这个数字根本就不是消费者收入的全部，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城市。那里的人有二到三份兼职，很多人正式的工作以外都有短期的收入。例如，上海的实际收入将近每人2500美元，每户5000美元。同美国相比，用一美元，可以在中国买到近五倍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按照中国人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而不是根据和美元的换算，那么中国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就达到了年收入12500美元的美国家庭的购买力。所以，“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亿舒适的中产阶级”。

我完全同意这些统计数字，但是不能同意这些概念。从社会学角度，基于这些完全相同的统计数字，我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人口为十三亿，上层阶级（而非中产阶级）有一亿人，占人口的7.7%。这个上层阶级包括致富的干部、私有企事业主、档案还挂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这个意义人的上层阶级能够消费美国中产阶级下层买的起的东西，可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富裕到买得起一幢房子（不是一个单元）和一辆车。

中国或迟或早会有一个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因为中国或迟或早会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之后还会变成一个后工业社会，之后中国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的人数必将赶上和超过蓝领工人阶级。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未来中国。

第七节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令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困惑不已。有多少干部是党员？多少党员是干部？哪些干部从来不是党员？哪些干部从来都是党员？党员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干部中党员比例有没有变化？某些岗位需要党员与否有没有变化？党员身份对于提拔有何作用？是不是干部级别越高，党员比例也越高？“领导干部”都是党员么？

1958年以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大约40%（图3-11、4-11、5-11、6-11）。今天约有4000万干部和7000万党员。在4000万干部中，约1600万是党员，约2400万不是党员。在7000万党员中，约1600万是干部，约5400万不是干部。在中国社会分层中，大体说来，一个非党干部高于一个党员工人；一个非党工人高于一个党员农民。党员身份基本上不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党员身份不能把一个农民变成工人，不能把一个工人变成干部。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高考和户口比党员身份重要的多。

近年来，中国的党员身份成为美国社会学刊物的一个热门课题。魏昂德（ Walder, 1995）发现，中国的专业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大学学位显著地增加了一个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可能性，而党员身份对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没有显著作用。周雪光等人（Zhou, 1996）发现，大学毕业生入党的比例高于中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的入党比例高于小学毕业生。家庭背景对入党与否没有显著影响。干部身份对入党与否一直有正面作用。魏昂德等人（Walder, 2000）发现，入党与否与能否能够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无关。但是，入党是成为领导干部的先决条件。边燕杰（Bian, 2001）发现，在中国作个精英并不一定非要入党，但党员身份有优势，因为由于历史原因党对提拔谁有很大的发言权。1979年以后，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比没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更容易提拔成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李伯白和魏昂德（Li and Walder, 2001）发现，入党与提拔并无直接关系，但入党越早，越有利于提拔成为领导干部。事业有成以后再入党，并无助于提拔；在这种情况下，入党是对事业有成的象征性的回报。吴晓刚（Wu, 2002）发现，无论在公有部门还是非公部门，党员身份与工资高低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是正确的，但有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第一，有关样本仅仅来自城市地区，而全面的分析需要涵盖城乡的全国性的样本。一定要包括农村地区，才能了解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第二，一定要了解党员在各个社会阶级的分布、党员在干部队伍内部的分布，才能了解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第三，分析党员和干部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必须同时考虑高考和户口，因为这两者都严重影响一个人入党的机会。只有把高考、户口、党员身份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意义。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27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4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4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2页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32页

现在约有7000万党员里，约1600万是干部。另有大约500万党员准干部在人才市场（见第五章）。至少有400万到600万党员是私营企事业主。7000 -1600-500-400=4500，得出大约有4500万党员是城市工人和农民。我不知道确切的城市工人党员（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农民和农民工）党员的数目，在不去撒问卷的情况下，我在这里估算一下。2003年，中国有678600个行政村。[36]根据我的印象，小行政村有15到25名党员，大行政村有30到40名党员。我取个中值，每个村25名党员，6786000乘以25，得出大约有1700万农民党员。4500-1700=2800，得出大约有2800万城市工人党员。

理论上，工农兵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都可以入党。但我估计，党员的比例是按照社会分层决定的，在不同社会阶级中吸收党员的比例是不同的。 如前所述，四十多年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或者1:2.5。尽管没有统计数据，但由此我估计其他社会阶级的党员比例也相对稳定。我不知道城市工人和农民中的党员比例，在不撒问卷的情况下，我在这里估算一下。2003年，有25600万城市劳动力。[37]除去4000万干部和1300万人才市场的准干部，还有20300万城市工人。上面估算出有2800万工人党员，28/203 =14%=1:7，得出城市工人中的党员比例约为1:7。2003年，有48800万农民和农民工[38]，其中约有1700万党员，17/488=3.48%=1/28，得出农民中党员比例约为1/28。简而言之，党员名额按照中国的社会分层，从下到上逐步增加。

我估计，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党员比例也应不同。博士生的党员比例比硕士生高；硕士生党员比例比本科生高；本科生的党员比例比大专生高。重点大学学生的党员比例比普通大学高，军事院校学生的党员比例比地方院校高。一些专业的党员名额比其他专业高，例如法学院学生的党员比例会比音乐美术专业的高。

党政干部中的党员比例比国有企事业单位高。自然，党政机关的干部大部分是党员。但是，某些机关的干部通常不是党员，例如八个民主党派和宗教团体的大部分干部都不是党员。几乎所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党员，因为党员身份是提拔他们的先决条件。

时间长了，比例也会小有变化。例如，干部内部不同阶层的党员比例就有一些小的变化。1980到1998年，干部总数从1900万增加到4000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从770万增加到2900万（见第五、六章的干部统计）。在这期间，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增加了。图8-4显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从1980年的20%增加到1988年的30%，此后就维持在30%左右。 。

在专业技术人员内部，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从1980到1998，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从不到100万增加到800多万（图8-5）。其中，党员比例从1980年的30%增加到1988年的近50%，然后一直保持在45%或1/2.22左右（图8-6）。从1980年到1989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从42000人增加到160万人（图8-7）。其中，党员比例从1980年不到40%增加到1990年的60%多，然后一直保持在65%或2/3左右（图8-8）。

欧洲《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6/22/2004，第7版）讨论了中国建立了在私有企业吸收党员的目标：在有50人以上的企业，至少要有一名党员。在有100人以上的企业，要有一个党支部（至少三名党员）。吸收入党时优先考虑管理人员，然后才是普通工人。这个目标要在五年内完成，但上海决定三年完成，比计划提前两年。在上海，28万私有企业中只有3000个或者1.1%设立了党支部。这项工作在上海比较容易完成，因为私有经济在这里相对较弱，但在南方就困难得多，特别是在深圳这种城市，私有企业一度排斥建立党支部。

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我可以估计出一个中国人入党的概率。首先看户口。如果你生来是农村户口，入党的概率大约是1/28。通常农民中年轻、受过教育、能干的先进分子优先考虑。

如果你生来有城市户口，概率一下子就从大约1/28提高到大约1/7。要是你通过了高考，概率一下子就从1/28或1/7上升到1/2.5。高考分数越高，上的学校越好，成为党员的概率就越大。如果你还通过了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或者全国博士入学考试，那概率就更是大大提高了。有些专业的概率又高过其他专业。

毕业以后，如果你当了公务员，入党的概率就比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更高，因为党政机关大多要求你尽快入党，而且党员身份在通常情况下是提拔的先决条件（个别业务部门的业务处室除外）。如果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党员身份和提拔就基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晋升到了中级职称，你入党的概率就增加到1/2.2，如果有了高级职称，入党概率将提高到1/1.5。

更不用提，1993年以后党员下海去当私营企事业主也是一件光荣的事。从2001年开始，党向私营企事业主敞开了大门。大部分跨国公司和台港澳公司乐于雇佣党员是很正常的，因为一般说来党员要比非党员更擅长于人际关系。

高考、户口、干部制度这三大社会体制使得党员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关系不大。在中国社会分层中，一个非党工人比一个党员农民高得多，一个非党副教授比一个党员讲师高得多；更不用说，一个非党城市居民比一个党员农民高得多。随着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党员的数目随着总失业率一起升高。党没有保护工人党员免于下岗，相反还鼓励他们加入非公经济，并敦促他们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党员身份在此毫不相干。

随着干部队伍的专业化，专业技术人员逐渐成为干部的主体。在不同行业，有四到六种专业技术职称。在多数情况下，党员身份与评定职称无关。党员身份无助于一个讲师评上副教授，无助于一个副教授评上正教授。对于教授来说，学生是不是党员没有区别。对于学生来说，教授的权威和声望一般与教授是不是党员无关。党员身份与工资高低毫无关系。

第八节 未来中国社会分层前瞻

正如所有相关研究所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这是毋容置疑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富裕得多，农村居民中农民工又比农民富裕得多。在城市居民中，干部和准干部比国企工人和非国企工人富裕得多。资产阶级比谁都要富裕。我认为，这些贫富差距之中，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非常有害的。

造成这些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农民贫困是因为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正常的。很多农民还在用手刨食，和两千年前的农民没有大的不同。只要中国农业不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的规模经济，农民相对于其他阶级只会越来越穷。只要现行户口制度不改革，农民工就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家庭手里的小块土地就无法变大，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也就无从谈起。在最近几年，虽然中国经济保持9%的增长率，少数农民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现行户口制度把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中央和省级政府正在尽力帮助农民，国家投资实现村村通公路、通电，取消农业税，恢复农村的合作医疗，等等。然而，我认为，只要现行户口制度不改革，中国农民的整体贫困状况就很难根本改变。

第二，农民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直接源于现行户口制度。现行户口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变为城里人。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社会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一、两亿农民工全国流动，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变化发展的主旋律，但城乡隔离直接阻碍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这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现行户口制度正在加剧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美国地区之间收入差异不大，因为各地生活消费水平不同，一个人从甲地调动到乙地，工资收入也会相应略有提高或者降低（基本同工同酬）。但在中国，由于现行户口制度所造成的巨大的地区收入差异，作相同的工作，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可以达到五倍甚至十倍（同工不同酬）。如果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地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将会很快得到缓和（同工同酬）。

第四，市场经济天生贫富差距。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有资产阶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政府要防止富人逃税，要向穷人提供社会保障，但不能均贫富。贫富差距本身恰恰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火车头。没有这个火车头来牵引，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政府有很多方法缩小贫富差距，例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高考。但是，不可能在市场经济社会消灭贫富差距。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市场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39]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跨国公司付给其中国分支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很高的工资。2004年，跨国公司中国总部总经理的年薪有的高达五十万美元，销售经理的年薪可以达到五万到六万美元，普通工程师的年薪达到一万五到两万美元。[40]对跨国公司来说，这比在美国还低了至少四分之一，但在中国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是普通中国工人收入的十到五十倍。如果跨国公司可以付给中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么高的工资，如果中国想要赶超世界五百强企业和世界一百强大学，中国不得不提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如前所述，一些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重点大学大幅度提高了工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精英人才和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得更大了，但今日中国没有多少人对此有所抱怨。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只要中国还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只要中国投身经济全球化，就无法避免这种贫富差距。

展望未来，中国必将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蓝领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的人数最终必将超过农民阶级；中国必将出现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其人数最终必将超过蓝领工人阶级。没有人能准确预测这些情况将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但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基本过程。

图8-9展示了这个假设。假设到2025年，中国人口将停止增长，达到略少于二十亿，劳动人口约为十二亿。干部和资产阶级的规模很难预测，所以假设他们人数不变。假设现行户口制度不再存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将在2025年以前的超过中国农民阶级。2050年以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超过中国工人阶级。

 

以上是一幅中国社会分层的条理分明、一以贯之的全景图画。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兹体事大。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勉为其难，抛砖引玉；翘首企盼，能者多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