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竟成文盲渊薮 从于丹教授闹的笑话说起

刚才看见网人转贴的《于丹〈论语〉心得（节选）》，拷贝如下：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这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他的学生子贡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个故事在《论语》里叫做‘子贡问政’。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了。 接著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所以，据于教授，原来儒家“五常”的“仁义礼智信”的“信”就是今日的“信念”、“信仰”，而“取信于民”其实是“让人民建立信仰”的意思！

于教授此论，足证所谓“儒学”今日竟然成了文盲渊薮。不管腹中如何空空，只要打出“弘扬国学”的大旗来，便能大做无本生意，扬名立万，甚而至于成了名教授，通过现代媒介给全国亿万青少年开课。这种特殊国情，凸显了为大大小小的伪知识分子们疗愚的紧迫需要。

本人才疏学浅，更于国学不过是个票友，连三脚猫都算不上，只能算个十分之一脚猫。如果不是网上出了东海一枭先生那种“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于丹这种名教授，原是绝对轮不到我献丑的。是这些同志的表演，使得我这位缺乏自信的同志想起了Ｑ爷的教导：“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以及据传是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怒斥：“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的确，有如让全文盲们误人子弟，不如让我这半文盲把一得之见写出来。最近我正在整理旧作，因把过去的几篇有关文字拼在一起贴出来，供有志于学习国学的后生参考。错漏当然难免，尚祈方家赐教。

二、关于“大同世界”的争论

“大同”之说始出《礼记·礼运》：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据现代学者考证，《礼记》乃是子思（孔子之孙）的学生和战国时代儒家的作品。在我看来，这段话很可能是战国儒家伪托的，并非孔子语录。

首先，此话的风格不像。读过《四书》的人都知道，孔子和战国诸子风格迥异，无论谈论什么都是寥寥数语。哪怕是弟子追问，他也只作点简要的补充说明。于丹教授讲解的《子贡问政》就是典型范例。总之，孔子不知论证，更不展开作大段阐述，其教导很像后世游行口号或中央首长批示。但上引“语录”根本不是他的一贯风格，却具有鲜明的战国雄辩时尚。

更可疑的是，孟子多次论述过井田制的政经改革理想，其理想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颇有相通处，但孟子却从未引用这段语录作为有力论据。

最可疑的还是，孔子“述而不作”，没留下什么著作，其教导都是弟子记录下来的，而他们只会写“子曰”（也就是“师父说”），决不会写“孔子曰”。这一是出自学生的本能习惯，二是当时除孔子外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子”，跟战国时代是两回事。那时诸子蜂起，若不注明“Ｘ子”就可能造成混乱。如果某学派（例如墨家）提到自己的师父，为与别家的“子”相区别，就加个“子”在前头（如“子墨子”，那意思是“师父墨子” ）。但经典中从来见不到“子孔子”一语，那原因很简单：只有孔子的弟子才有资格这么说，而孔子时代根本没有与别家的“子”相区分的必要，用个“子曰”就够了，不会引起误解。战国时代的儒家也不会说“子孔子”，因为他们不是孔子的弟子，没这个资格，只会说“孔子”，孟子就是这么说的。

因此，窃以为那段语录很可能是孟子之后的战国儒生伪托的。

但后儒就是把它当成了孔子语录而信之不疑，所以，无论孔子是否真说过这话，它确实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它描写的景象与所谓“共产主义社会”颇有貌似之处，最醒目的表象，乃是它似乎描绘了一个公有制社会，无怪乎中共一直作此解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什么：“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的道路。”据说，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人这才找到了实现大同的办法。58年“大跃进”，毛试图在农村试验这一套，最后闹得哀鸿遍野。

但我本人的理解却和这流行图象不一样，在《“太平盛世”危言》中，我说：

“什么叫‘太平盛世’？我早在旧作中指出过了，儒家老祖宗这个概念，跟现代人理解的完全不同，与物质繁荣其实无关，指的是理想的‘和谐社会’，也就是所谓‘大同世界’。在这种社会中君王节用爱民，父慈子孝，主仁奴忠，夫唱妇随。漫说矛盾冲突，就连意见分歧都没有。放眼望去，但见到处都是‘同’而没有‘异’，

也就是后世伟大领袖描绘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此文贴出后备受当代大儒东海一枭的嘲笑，他引用后世伪托的“小康”“大同”阶段论来驳我还不说，还要说孔子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在他看来，那当然也就是多元化的民主自由。所以，我此说完全是强奸古人。

的确，我这诠释和传统模糊理解颇不相同。不过，但凡好学深思者，看了上面那段语录后，必然会产生一个最自然不过的疑问：这“大同”究竟“同”在何处？那语录根本就没有解释这个问题，连对“同”字的解释都没有。

这就是我在70年代地下读书运动中产生的疑问。我当时想：孔子真如我党所言，主张废除私有制么？那时虽然无知，却早就读过《四书》，大致知道孔子的政治主张，知道他最强调的就是等级身份，却又怎么会去鼓吹大众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这不是自相矛盾么？但如果那“同”不是“平等”、“共同享有财产”的意思，又当作何解？

带著这疑问，我仔细看了《四书》，在《大学》中看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操作内容介绍：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朱熹对此的解释是：

“老老，所谓老吾老也。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孤者，幼而无父之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

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

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

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

他生怕读者不明白，后来又进一步强调：

“此章之义，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所以，在他看来，平天下的关键在于全民实现道德、伦理、感情上的同一取向。所谓君王“与民同好恶”，其实就是具有同一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同一行为规范。如果“君子”们用对待自己和对待亲人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不要自私自利，好让不争，严守本分，则纷争自然止息，君王节用爱民，父慈子孝，主仁奴忠，夫唱妇随，太平盛世也就出现了。

这难道不是本节开头所引语录描绘的那个“大同世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的不就是道德和感情上的取向同一么？因此，所谓“大同”，其实跟生产力没什么相干，主要是因社会成员达到了同一行为标准与道德规范，建立了无比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结果。

以此解读去《论语》中求证，完全符合孔子的基本思想，这儿随便举几句：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由此观之，那段语录虽然很可能是战国儒家伪托的，但伪造者确实掌握了孔子思想，不是后世东海一枭或于丹教授那种谬托徒孙。其实，小说《镜花缘》里虚构的“君子国”、“大人国”就是中国式的理想社会的具体蓝图。它和“共产主义社会”什么相干都没有。

三、面目同一、肚肠各别的“同”

那么，为何东海一枭会“下士闻道，大笑之”？窃以为，这正好暴露了国人学习国学经典的最常遇到的陷阱，很有典型示教作用，而这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初衷。

东海比较迟钝，对逻辑思维一无所知，更丝毫不知治学为何物，这才会在笑话他人“强奸儒教”时，竟然想不到那个是人都会想到的最简单的问题：既然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同”不是君子的行为规范，那他为什么还要把“大同”当成理想境界？

更可笑的是，他竟然就想不到先去弄明白那些中心概念的涵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他想到这点，随便去查一下《论语》里“同”这个字，立即便会堕入五里雾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两段语录：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不是互相矛盾么？第一句认为“求同”乃是小人而非君子干的事，第二句又主张君子寻求同道，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到底这“同”是好还是不好？而且，如果将那 “同”字当成现代人理解的“同意”、“意见一致”的意思，“小人同而不和”就根本无法理解：小人之间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却毫无和平可言，这到底算是什么昏话？

如果再加上其他例子，这“同”就更莫名其妙了：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任何一个天资足够的人看古书，迟早都会发现这问题，古人自不例外，所以程子才会说：

“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

其实只要不是蠢如东海牧猪竖，折腾到这个份儿上，应该早就明白了上面那些“同”字根本不是同一概念，唯一的同一之处就是那个字的模样，但内涵根本不一样。

其实朱熹早就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同”字解释明白了，他说：“同者，有阿比之意”，用成语来说就是“朋比为奸”。所谓“比”乃是出于私心拉帮结派，亦即所谓“偏党”。孔子很讨厌这种作法，有次人家责备他违背了“君子不党”的原则，他还赶快认错。

据此，原话的意思其实是“君子礼让不争，但并不结党营私，而小人虽结党营私，却争权夺利”。作此理解，则文义圆满自洽。证之以整部《论语》，这理解完全成立，类似的意思孔子几次重复过：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可见这的确是正解。这“和而不同”乃是孔子提出的个人行为准则，与他以礼乐统一臣民思想言行的政治理想毫不矛盾。只有东海才会以为那“和而不同”便是“具有孔教特色的民主”。

所以，“君子和而不同”的“同”，跟“大同世界”的“同”，什么相干都没有，只有无知浅学、断章取义之辈，才会仅仅因为看见是同一个字，就以为说的是同一回事，班门弄斧，自暴其短，贻笑于大方之家。

四、 “圣之时者”的绝大笑话

我多次指出，孔子乃是专制理论的发明人，等级制度的死硬维护者，其基本精神与现代民主南辕北辙。东海先生不同意，吹嘘孔子“与时俱进” ，所以当然孔教也能“与时俱进”，不会形成中国民主化的文化障碍。如此严重的立论，根据却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孟子曾说老孔是“圣之时者”。

可惜这只暴露了这位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自诩）连该怎么思维都没摸到边。凡是受过正规初中教育的学童都该知道，这儿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圣之时者”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圣人的为人处世，还是指他的政治主张？这完全是两回事。就算孔子本人为人处世通权达变，也不等于他在政治上也主张通权达变，就算他的著作真的通权达变，也不等于后来才形成的儒教教义通权达变（其实使得儒教变成事实国教的“教父”董仲舒的著名主张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更何况用孟子这话来证明孔教不会成为中国文明化的障碍，完全是愚蠢而暴烈地强奸老孟。

孟子的原话是：“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老孟这儿是将孔子与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儒家供奉的圣人相比较而作出的结论。他认为伯夷是清高的圣人，伊尹是负责任的圣人，而柳下惠是中和的圣人，而孔子则是集这些圣人大成的通权达变者。如果处在伯夷的位置，他一样会清高；处于伊尹的位置，他一样会对天下负起责任；处于柳下惠的位置，他也一样会态度中和。他是那种从智力判断开始，以德的成就告终的有始有终者，其道一以贯之，就像用金属铸的大钟发出的响声引起玉磬的共鸣一样。钟声是乐道之始，共鸣是乐道之终。

谁都能看出，孟子这儿说的完全是老孔的人生态度，并非他的学说性质。宋儒对此倒是完全理解了，例如程子就说：

“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这意思是说，可以做官就做，应该去职就去，可以长做就长做，应该短做就短做。这就是《易经》的道理，而孟子就最懂这道理。

朱熹也没有误解，解释说：

“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

这意思是说，孔子把三位圣人的行为合起来，达到了一个大圣人的成就（儒家的“三位一体”，嘿嘿），这就跟奏乐一样，把众音的小成集为大成，而所谓“成”就是乐曲终止。《书经》说的“箫《韶》九成”就是“九终”的意思。

因此，“孔子圣之时者”，翻译成难听的大白话，就是孔子其实是个老滑头，虽然大唱无比迂阔的道德高调，但自己为人处世则知道审时度势，能做官就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不能做就拉倒，决不像后代那些听信了他的教唆的忠臣孝子那样傻傻地搞“文死谏”，断送了卿卿性命。

这理解可以从《论语》、《春秋》或其他典籍中找到大量证据，例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等，可见孔子非常精通活命哲学。

不仅如此，孔子甚至还精通怎么逃避道德责任。例如他虽然为了维护君臣大义，维持了“赵盾弑君”的冤狱，但在感情上还是同情赵盾的，这才会说：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在老孔看来，老赵若逃出晋国国境去，就没有道德责任，也就不会背上弑君的黑锅了。他没有这么做，真可惜！圣人这不是教人逃避道德责任么？谁都想得出来，如果孔子这位“圣之时者”遇到这种事，肯定是逃之夭夭。既不敢违反君臣大义，支持赵穿弑君，又不敢维护君臣大义，要求赵盾讨伐弑君犯赵穿，能做的事就是逃出国境去回避这道德难题。至于百姓臣子们如何在暴君下受罪，他是根本不管的！

由此可见，所谓“孔子圣之时者”，并不是说他的政治主张有什么灵活性或随时代改造的可能，也不是鲁迅穿凿的“摩登圣人”的意思，而是“孔子是个极度善于明哲保身的圣人”。

误解还不止此。从孟子那段语录中传下了两个成语，一曰“集大成”，二曰“金声玉振”，都是现代汉语的常见成语。但现代人的理解和原意完全不同，“集大成”的 “成”字，原义指的乃是乐曲的休止符，孟子借用这音乐术语赞扬孔子，强调的是传承始终关系，根本也就不是后人理解的“成就”的意思。

那“金声玉振”更容易引起误解，现代人常以为那是用玉杵去敲击金子作的打击乐器，却不知道古文中的“金”含义极度模糊混乱，既可以泛指金属（亦即古人知道的五金），又可以指金银（所谓黄金和白金），而此处指的其实是铜铸的大钟发出的钟声引起了玉磬的共振。

五、国学的先天缺陷构成的陷阱

上举例子最明显地暴露了古汉语的三大缺陷，都是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的。

第一大缺陷是古人擅长的是以模糊语言进行的模糊思维。不仅思维方式非常粗糙，毫无精细明确准确可言，而且使用的文字工具也一塌糊涂。由此便导致一种奇特荒谬的现象：同一个字，不但在不同学派嘴里说出来涵义完全不同，就连在同一作者笔下，在不同场合使用时那涵义也完全不一样。上述“同”字涵义完全不同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它完全成了个游走不定的东西，根本没有统一界定，到底在某人嘴里、某个场合是什么意思，得逐个分别界定之，绝不能偷懒。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论点。我党一贯强奸古人，硬把它说成是愚民政策，但我在掌握了孔孟基本思想之后便发现那其实是曲解，人家不是主张愚民，而是指出百姓没有悟道的主观能力这个客观事实。我曾在旧作里讨论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之。

第二是如费正清指出的：汉字沿用了几千年，一直是单音节语言，每个字就是一个概念，这样传下来，便成了一种“洋葱状”的层层积淀，每个层面的意思都不一样。而现代人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用今天的字义去理解古文中的同一个字。

我上初三时，语文课里有一篇《方腊起义》，记述了方腊为煽动大众造反作的演说，其中有一句“天下国家，本同一理”。我们那语文老师胸无点墨，竟然断为“天下和国家的道理是一样的”。她根本不知道，方腊这句话，反映的乃是儒家的家族社会观。儒家从来认为“家──国──天下”是根据同一原则组成的，后者是前者的放大。所以，这儿断句应该是“天下、国、家，本同一理”。那教师犯此错误，乃是用今日“国家”这个词汇去理解古文中的“国与家”，正如许多现代人用如今的 “妻子”的概念去理解古人的“妻子”一样，不知道后者乃是“老婆孩子”。

东海闹的就是这种笑话──他以为“和而不同”的“和”与“同”字都是今天的意思。其实光是要讲孔教的“和”概念，恐怕就得写本专著。那“和”其实最先是音乐里出来的，跟烹调也很有相干。孔子多才多艺，不但深通音乐，而且是个美食家。他从音乐和烹调里悟出了“宇宙运行规律”，得出了“和”的模糊不清概念，再莫名其妙地附会到伦理学与政治学中去，由此形成了一个边际模糊，内容庞杂，极度难以界定的“概念群”，或曰“概念集合”。

于丹教授这次爆笑海内外也是跌进了同一陷阱，她用现代词语“信念”、“信仰”去理解儒家讲的“信”，却不知道现代的“信念”、“信仰”在儒家典籍里根本就找不到等价物──那阵子的人虽然也有信仰，但不知道抽象出这个概念来。《易系辞》中对“信”的解释是“人之所助者信也”，而《左传》中有“守命共时之谓信”。那个时代的“信”字还有多重涵义，但都和“信仰”、“信念”没什么相干，其实这俩现代词乃是近代才造出来的。

上面已经说过，“信”是儒家的中心概念之一，后来董仲舒将其归入所谓“五常”。那意思和今日的“信义”、“信誉”差不多，跟“信仰”、“信念”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民间至今还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如责备某人“失信”就是用原意。

于教授讲解的那段话本来简单到绝不该出错，如同傻瓜相机一般idiot-proof。“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前两句根本不用解释学生也能懂，“民信之矣”的“之”指代的是国君（或其他级别的统治者，下同），意思是“百姓信任国君”。“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实是说国君宁肯死也不能失信于民。如果国君在百姓中信誉扫地，则立国就根本没有指望。这是对国君的要求，与百姓建立信仰有什么相干？

当然这也算不了什么。前段时间见到有人在网上慨叹“野合”生出来的伟人很多，让我忍俊不禁。这错误我也犯过，青少年时代读《史记》，见到孔子是“野合而生”，没查典籍便认定是《聊斋》说的“野合”，以为孔子是他爹他妈在野外苟合生出来的。这错误理解就此生根，直到几十年后上网露了此怯，立刻被某芦敌抓住无情嘲笑，这才赶快去查了一下，发现古代的“野合”和如今根本不是一个意思，于是无论怎样难堪，只好当众认错。

按《史记索引》：“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仪耳。”

这意思是，孔子他爹叔梁纥娶他娘时乃是老夫少妻，不合古礼，所以称之为“野”。“野”就是不合礼仪的意思，“野合”乃是“不符礼仪的婚姻”，并不是如今罗曼蒂克的野外交合。

第三大缺陷乃是古人没有抽象思维能力，不知道总结制订语法，连语法的观念都没有。语法是后来西学东渐的结果。于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便是千疮百孔的文字。

在西语中，不同性质的词汇形式一般都不相同，形容词有形容词的形式，动词有动词的形式，名词有名词的形式，从外表上一看即知。英文算是最不严密的，但也只有小部分动词和名词具有相同形式，形容词与动词或名词在形式上是明确分开的。不幸的是中文不讲这套。现代中文还由先贤尽可能作了点人为区分，古文里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所有的古代字书都不知道作词性区分。初学者若不知道这个陷阱，就注定只会变成东海一木鸟，与他的至圣先师“木铎”先后辉映。

没有标点符号使得古文这缺陷更加严重，例如“怪力乱神”，点为“怪、力、乱、神”和“怪力、乱神”，意思根本就不一样。

六、如何避开陷阱，钻出迷宫？

在我看来，上述三大缺陷，构成了东西学最大的区别：西方思想家使用的是单一的、清晰界定的概念，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使用的则是一堆模糊概念的集合。

打个不确切的比方：西方思想家使用的“部队”分工明确，标志清晰，你一看某个概念，就知道它到底是海军、空军还是陆军，如果是陆军，那到底是炮兵、步兵、还是坦克兵。但在中国古籍里就从无这种好事，穿着同一衣服的人，既可以是海军、空军也可以是陆军，既可以是炮兵、步兵，也可以是坦克兵。到底是什么人，你得去具体地逐个破案，决不能以为穿着同样制服就是同一兵种。

怎么个破案法？古人不懂逻辑思维，所以只能在词义学里掏摸，这就是程子为何强调先得明白字义。但哪怕你把《说文解字》、《辞海》一类辞书背得烂熟，也不见得能解决这问题。那原因很简单：你就算记住了所有“和”、“同”的字义，又如何确定在某处出现的“和”字和“同”字是哪个意思？

我个人的体会是三条：第一，用西式清晰思维去整理国故，将某个中心概念群如“仁”、“中庸”、“中和”等包含的许多子概念条理出来。第二，在判定具体字义时，必须根据上下文，特别是根据作者的一贯思想去作出判断。第三，尽可能使用现代语法知识去帮助判定，并在判定字义之后，再度通读全书，验证自己的理解是否成立。

上文其实已经说了我判定“大同”的过程，聪明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悟出那基本步骤是怎么在这个具体例子里体现出来的，需要补充的就是如何利用现代语法知识去帮助判定这一点。

其实从上述例子可以推出一个粗糙的规律：明确词性对确定“同”的意思很有帮助。如果词性不同，则那涵义多半不同。例如“和而不同”的“同”是动词，而“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道不同，不相为谋” 与“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同”是形容词，后儒伪托的“大同”的“同”字则是专有名词，涵义一定非常复杂，与用作形容词的“同”不可能是一回事。用作形容词的“同”在很多情况下与今天的“相同”、“同一”、“一致”往往是一个意思。而“君子和而不同”的“同”字则是动词，那意思与用作形容词或名词的“同”不可能同义，只有东海牧猪奴才会把它们混起来。

类似地，如果于丹教授有点语法知识，就能看出孔子那话乃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主语是统治者而不是人民，那也就不至于把“民无信不立”的“不立”看成是“民”的谓语。当然，这说起来也情有可原，还得怪古文太原始破烂。如果于教授的至圣先师有点清晰表达能力，把那话说成：“足兵；足食；使民信之。”“自古皆有死，然民无信于君则国不立”，那么两千年后的于教授或许能免了出丑也未可知。

还要强调的是，一定要通读全书，把握作者的整体思想，如诸葛亮读书一般“观其大略”，此乃避免强奸古人的关键的关键。前文已经说过，我之所以发现“大同并非共产社会”的问题，主要是我此前已经看过《四书》，对孔孟的总体思想有了个大致认识，觉得那解释与他们的基本思想矛盾，这才会去琢磨“同”的涵义到底是什么。

类似地，若不明白孔子的基本思想，你就连他使用的中心概念“君子”、“小人”都不明白是什么玩意。谓予不信，请看下列三类“君子”与“小人”：

第一类：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第二类：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第三类：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除了不懂装懂的东海牧猪竖，有点国学粗浅常识的同志大概都看得出来，这儿三类列举的“君子”和“小人”不是一回事，它们其实就是我上面说过的“模糊概念群”或“模糊概念集合”，在不同场合意义不一样。

老孔因为是原始人，脑袋自然比不得现代人的精细明确。他使用的“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其实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原始分野。问题是他不懂逻辑分类，所以那区分“上等”与“下等”的标准完全是游走的，一会儿是道德上的，一会儿是社会地位上的，一会儿又是智力上的，有时就兼而有之，所有的意思都带上了点。

上例中，第一类指的是道德上的上等人和下等人。第二类指的是社会地位决定的上等人和下等人，第三类则兼而有之，社会地位、道德乃至智力都带上了点。所以，要明确具体何所指，还得在熟读全书，掌握了这老东西的基本思想后才能准确判断。

不掌握整体思想，光是断章取义，根据一段话甚至一句话就去凭空穿凿原意，遗害无穷。用朱可夫的话来说，这么做可以用圣经的话去反对上帝。几年前，我曾目击这种“用圣经反对上帝” 的鲜活表演。某位先生曾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断错了，应该点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据他发现，老子其实是“屠民治国”论的发明人。

这就是不顾整体思想断章取义跌入陷阱的最生动例子。对老庄学说总体思想有所认识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他们知道，老子非但没有主张屠民治国，而且那话乃是告诫统治者，光杀人是没用的。根本办法是让民众知道怕死，刑法也才会有震慑作用。而他提出来的 “使民常畏死”的一个措施就是“小国寡民”：人口少了，人命自然也就贵重了，民众也就会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至于轻易冒死犯险了。这主张哪怕是今天来看都相当有道理，不容否认，中国人轻贱人命，跟中国人口众多确实有点关系。

又如马悲鸣曾在“研究”了《大学》中给出的著名的“修齐治平”公式之后，写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宣布了惊人发现：

“我们从第四、五两句看，互为顺逆的排列顺序是这样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最后的结论却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在这八个层次中处于左五右四的位置，正好是中间偏右。怎么能算是根本呢？根本应该是‘格物致知’才对。

格物是为了做事，修身是为了做人。格物使人聪明，修身使人善良。

儒家和一切宗教一样，都是教人向善的，也就是说善良比聪明更重要。但按照这部儒家经典的排列却分明是做事比做人更根本，当然聪明比善良更重要。可笑的是这部经典给出这个排列之后，再自己给出个与这前提排列并不一致的结论。历代的太学生们就此走错了路。 ”

马在此一举犯了两个最常见的错误，第一是没有把握总体思想断章取义，第二是用现代字义去穿凿古代字义。第一个错误使得他忽略了人家开宗明义的话：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意思是：大人之学的要旨，在于启明个人先天具有的“明德”，在于自我更新（此按程子解，他认为“亲民”是“新民”），在于到达至善的境界。

所以，人家一开头就说明那是为了通过个人修练到达“至善”的理想境界，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当然“修身”就成了根本，此前的“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不过是“修身”的步骤而已，怎么可能是什么根本问题？这正如锻炼是改善身体健康的必需步骤，但根本问题是改善健康，不是锻炼。

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不知道古人的“知”不是现代的“知识”，而是“良知”，属于道德范畴，并非什么科学文化知识。因此，“致知”说的乃是“致良知”，当然是“诚意”、“正心”的序曲。

这两个错误导致他闹出了“格物致知是为了增长知识，为了做事”的笑话，还反过来嘲笑古人：“可笑的是这部经典给出这个排列之后，再自己给出个与这前提排列并不一致的结论。历代的太学生们就此走错了路”！

照他那种歪解，如果“格物致知”真是为了增益智力和知识，是为了做事，那不但无法引出后来的“诚意、正心、修身”诸环节，而且“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就根本无法理解了。世上只有他那种浑家，也才会闹出这种惊天动地的笑话来。

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避开模糊思维和模糊语言的陷阱的最根本途径，还是通读全书，观其大略，掌握总体思想，切忌抓住片言只语，以现代思想和现代观念去强奸古人。

希望这些心得能对有志于学习国学的同志有所帮助。至于东海一枭和马悲鸣我则丝毫不抱幻想。人老孔早就说了，他们那类同志不可大受，只可小知。

2007年1月23日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