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日本失落的十年值得中国反思

 　　原编者按：人们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确定性。已故的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曾经如此评价人的需要，的确是洞悉人性。

　　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无论从家庭背景还是人生经历上看都是经济学家的完美类型，他出生学术世家，父母均为经济学家，两位亲戚——萨缪尔森和阿罗都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本人五十岁之前就已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等职务，目前仍然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以研究“失业、资本税、储蓄行为及宏观经济”而著称。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世界经济权重中的迅速上升，萨默斯也加入了这一重头话题的世界性争论之中。萨默斯本人对中国经济的长远信心甚至高过了很多中国学者，他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崛起将来必然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件。然而，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的他也认为中国必须尽快改革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否则日本过去的十年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未来。

　　尽管对于萨默斯的观点，国内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萨默斯对于转轨经济的看法是否将延续杰夫瑞·萨克斯 (Jeffrey Sachs，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因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倡导用"休克疗法"改革玻利维亚和俄罗斯等国经济而毁誉参半)的结果，现在还很难下结论。

　　然而，仅从中国高达1066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775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内流动性泛滥来看，恐怕萨默斯的见解对于中国也将是有意义的。

　　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增长奇迹对世界有何意义？

　　为了思考这一问题——如何让美好时光永驻，巩固并延续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从过去20年日本的教训中可以找到一些堪为中国借鉴的方面。20年前的日本人肯定没有想到在其后的20年里日本经济所发生的一切。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开始。那场被后人称为“工业革命”的事件之所以是场革命，是因为在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增长。比较一下古代雅典人的生活水平、公元100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17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发现其差别是不大的。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想象这样事情——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里生活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随着生产率的年增长率达到1.5%，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随后这场革命扩展到美国，其力量更加强大，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4-6倍。

　　现在想想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如果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约7%——中国在过去10～20年的增长率比这要高，那么每10年生活水平就会翻一番，现在人的平均寿命超过了70 岁，这意味着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发生了7次翻倍，也就是说变为初始水平的100多倍，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过去1000年间，就经济变革的规模而言，唯一能与此相比的是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而正如我所揭示的，那两次变革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远远不如这一次。中国拥有这个星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增长率也表现上佳，如果这一巨大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那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我经常提醒美国人，如果300年后的人们书写我们今天的历史，最主要的事件可能将不是美苏之间50多年“冷战”对抗的结束，更不会是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目前发生的事情，而更可能是这一在单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提高100多倍的现象，以及这对世界上其他人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今天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尽最大可能地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下去，以及如何使中国的增长与全世界协调一致。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几乎超过了我们所能设想到的其他所有问题。

　　中国经济为何会增长，以及是如何增长的？各种细致的研究对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估。但我认为从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对以下观点并无异议：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因为中国在高储蓄、高投资的基础上迅速积累资本，同时也是因为在从农业到高科技的所有领域都尽力释放中国公民原始的经济能量，朝向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快速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并将其适用于中国。全球融合、激励机制、市场力量的逐步扩展、有形资本的积累、大量投资和发展教育，这些都是中国增长的促进机制。而这些仍在继续，中国可以很容易地继续增长很长一段时间。

　　有时人们会说经济奇迹终会终结——有的国家可以快速发展一段时间，但这不会永久持续下去。这可能是对的，但也有必要想到另一方面。目前可得到的最好的数据显示，中国人今天的收入水平大致相当于日本在1955年的水平，或者韩国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水平。日本奇迹在1955年之前就开始了，而且后来持续了下去。韩国奇迹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之后又持续了20～30年。因此中国将很可能继续增长下去。

　　当然，如果要以和谐的方式维持这一增长，还有很多潜在的问题需要处理。例如，如果经济增长一旦放慢，如何保持健康的良政？如何在维持对于中国非常重要的社会团结与稳定的同时，允许同样重要的自由反叛精神与创造力，例如美国软件业的发展就是依靠这些精神。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也是很重要的方面，随着清洁空气和地下水变得稀缺，如何一方面延续增长，另一方面保护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环境？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融入世界，而世界是否做好了准备来接受中国经济增长引发的巨大并不断增长的贸易量。关于中国的经济数据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7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额预计将超过2000年全年的出口总量，那正是我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最后一年。如此一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成为重要的问题。

　　外汇储备超出保险需求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与金融监管。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因金融问题而使健康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合理的资源配置走向终结的情况。在美国经济史上，投资增长最快、生产率提高最快、经济最为旺盛、信心最足的十年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十年，然而到了1929年泡沫破裂了，上世纪30年代进入了异常艰难的时期。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信心十足，因为科技发展非常迅速、出口迅速增长、拥有巨大的资本积累，但在那之后，因为一系列的金融问题，进入了 “失落的十年”。这两个事件值得我们慎重反思。而据我所知，中国也已经对此进行了慎重的反思。我接下来将集中论述这两个事件，并涉及以下问题：维持金融稳定是延续经济增长的前提之一，中国巨大出口导致的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保证中国继续成功并和谐增长的问题。

　　我以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谜题开始这个讨论。上世纪9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讲课时会谈到资本流动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将向收益最高的地方流动。我会出这么一道考试题：设想世界上存在两个区域，一个是成熟的、富裕的、增长缓慢的，另一个是年轻的、较贫穷的、但却以比前者高两倍的速度增长，资本将如何流动？如果有学生回答说，资本将从快速增长的贫穷地区流向缓慢增长的富裕地区，我就给他判不及格。但今天最重要的经济谜题却是，资本确实是沿这个方向流动的。美国在大量借入资源，已经接近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7%，而中国和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借出资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不是单个投资者为追求收益而做出的独立投资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公共决定，政府在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的年增长量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但想想这些外汇储备的投资却是很糟糕的——投资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短期国债，而以美元计算，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实际收益可能只有1%～2%。想想这种情况发生在充满机遇与需求的中国，投资1万亿美元，而实际收益只有1%～2%，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决定。我想指出，如果人民币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到那时这1万亿美元将发生巨大贬值，实际收益可能连1%～2%的水平都无法维持，甚至可能是负收益。从纯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考虑，积累如此巨大的资本是令人惊奇的，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外汇储备却以收益如此之低的方式投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一种解释是，积累这些外汇储备是为了将来它能发挥保障功能。在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韩国、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得到的教训是，维持巨大的外汇储备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抵御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我和其他一些人理解积累外汇储备是一种保险的手段，也理解这些国家不愿意在问题发生时没有做好准备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但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明显是超过保险需求的。艾伦·格林斯潘和其他一些专家提出的衡量外汇储备不损及流动性的合理标准是，一国的外汇储备应当等于一年内到期的政府、银行与公司债务的总额。这是一个粗略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中国和其他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该国短期债务总额的5倍，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把外汇储备的积累理解为保险的需求了。

　　外汇储备积累的另一个理由、而且在中国等国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支持企业参与全球经济。很明显这是中国政策的结果之一。实际上如果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合理的调整，并考虑到中国不只是和美国贸易，而是和全世界贸易，那么以竞争力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汇率已经比5年前低了10%，这是因为人民币和美元的挂钩，而美元对欧元等货币已经大幅度贬值。因此，尽管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有了巨大的提高，中国却不但未能让货币升值，反而允许其竞争力大幅度提高。

　　毫不奇怪的是，贸易摩擦在大量增加，因为中国生产商的竞争者，不论是在工业化国家还是其他亚洲国家，都很担忧这一趋势，即中国的汇率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由政府积累外汇储备的政策决定的，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汇率政策带给中国制造商的优势在过去5年里提高了。

　　我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一直都强烈反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因为那对美国消费者有害无益，也无助于国家间的和谐相处。我理解中国官员的看法，即中国仍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应当根据本国的需要和利益设定汇率和货币政策，而不是美国的倾向或者美国工人的利益。

　　日本之鉴

　　但我认为有必要考虑中国的现状并反思中国的利益，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历史对比。想象有这么一个国家：增长迅速、储蓄率高、金融市场繁荣、信心十足，仍然没有达到世界生产率极限，但在越来越多的产业、尤其是电子产业，日益成为全球领导者；这个国家有个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但许多银行内部却有严重的问题；因为存在贸易摩擦，这个国家受到美国的压力而允许货币升值；这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和债券市场相对而言依然不够发达。听到这些你们会想到今天的中国，但回想一下也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日本当时也是如此。

　　日本当时的策略是，只要既存的路径仍然稳定、不那么危险，就一直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不愿看到日元大幅度升值，因此在货币市场进行干预。日本在两种货币政策之中选择了一条较简单的政策，试图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来控制流动性大潮，却因此导致了股价大涨，以及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更大幅度的增长。对于这一状况，银行体系却误认为经济健康，因为流动性的提高使得企业的市值上升，因此银行业的改革被推迟了。日本当时有一种感觉是，资本市场与国际过快的融合或者资本市场机构过快的发展，可能给银行带来巨大压力并导致不稳定，因此日本设定了一个缓慢的改革日程。可能在资本市场方面，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也存在可比性。后来的事情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由于货币政策主要用于汇率方面，而未能利用货币政策来促进国内经济稳定，导致了资产泡沫，泡沫的破裂让经济调控的形势大大复杂化了。

　　要成功地朝向内需驱动的经济发展，可能更好的时机是经济处于旺盛期、过热期的时候，通过消费者信贷的扩展和创造多样化的住宅市场等方式来达到目标。而如果过了这段时间，经济开始紧缩、活力下降时，历史证明是要困难得多。金融体系的改革可能在经济旺盛的时候更容易进行，同样如果拖后将会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如果未能控制资产市场的泡沫，在比较轻松的时期坚持不做可能导致不稳定的艰难决策，会导致给未来带来更大程度的不稳定。一种被认为是维持稳定的政策可能在未来带来更大程度的不稳定。

　　当然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还是有非常不同的地方的。今天的中国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的生产力提高，在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是过时的驱动力量。中国政府对银行业的诸多问题一直很警惕并努力解决。以一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GDP中的份量衡量，现在的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程度要高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但我仍然认为日本的故事是值得思考的，因为它说明，当经济表现良好往往给人以这些金融问题不紧迫的错觉，从而导致人们延缓了集中全力来解决艰巨金融问题的努力，并可能给未来带来很大的负担。

　　用美国的一句谚语，“应当在依然阳光灿烂的时候修理谷仓的顶棚”。这说明在目前中国经济力量强大的情况下，中国有很好的条件进行金融改革，改善银行业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强化朝向内需拉动增长的努力，促进资本市场创新，促进汇率市场弹性化——这将允许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加根据本国的利益而调整。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中国可能可以减少金融不稳和贸易冲突的风险，而这样的风险可能在未来减缓中国目前的快速增长。采取这些措施也有助于提高那种可能性——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持续，将继续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非凡的经济故事。这也让另一件事情的可能性更大，即当300年后的人们在书写史书时，把21世纪的前25年描述为中国经济另一个良性、积极的25 年，而如果中国经济是如此，对全世界亦是如此。（光明网 作者：劳伦斯·H·萨默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