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就是军阀专政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早在布尔什维克1917年用军事政变推翻了俄国革命临时政府之前三年，即1914年，孙文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里正式规定：“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至此，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名称，才开始陆续提出，以代替军法、约法、宪法之治的用语。但其军事统治的思想，却由来已久，并不完全是军阀割据的现实逼迫出来的。

至于后来日趋完善的《孙文学说》，在其第六章对于上述“三时期”有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不过这在我看来，更大的可能只是“军阀统治的说辞”：“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一为破坏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之下，再分为乡村区域，而统于县。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然后再由“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施行宪政，进入建设完成时期。

其所以要循此三时期之顺序以建设中华民国，经过训政时期，而达宪政阶段，其理由是“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进者之所以多也。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主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而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当为主人矣。其忽而跻于此地位者，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在昔专制之世，犹有伊尹、周公者，于其国主太甲、成王不能为政之时，已有训政之事。专制时代之臣仆尚且如此，况为开中国未有之基之革命党，不尤当负伊尹、周公之责，使民国之主人长成，国基巩固耶？”
孙文解释说，训政中的“这个‘训’字，就是从《伊训》的训字用得来的”。《伊训》是《尚书》的一篇，相传是殷初权臣伊尹教训被他监管的儿皇帝殷朝国王太甲的文章。孙文担心古史不为今人所解，就进一步解说：“我举个实例：美国林肯放奴，这是何等一件好事！论理这奴隶要怎样的感谢林肯？他不但不感谢，反把林肯做了他们的仇敌，以为把他们现在的生活弄掉了，竟至把林肯刺杀了，这不是习惯难改吗？……中国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

1923年1月29日，孙文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对训政的必要作出说明：“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按照这个逻辑，1917年成立广州“军政府”，1928年北伐成功，名义上结束了军政时期。但其实，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撤离大陆，都没有脱离军政时代。而1949年以后在台湾展开的白色恐怖和在大陆展开的红色恐怖，其实都是这个“军政时期”在海峡两岸的分别延续。至于“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勘乱”总计二十二年期间，又哪里有“全国归于统一”、国民政府实行《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执政的国民党进行“一党训政”的空间？至于以下说法更是荒诞不经：“在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议决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1948年5月 20日，国民政府改组为总统府，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改为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宪政时期。”因为这个“宪政”是在全面内战中进行的，基本上属于林肯“解放黑奴”式的烟幕。

由上述可见，从1917年至1919年撰写《建国方略》，全面构想改造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到1923、1924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都无不贯穿军阀建国这条主线。

三民主义并非哲学理论，只是政治纲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一“三民”纲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目前可看到的最早材料，是 1906年8月在香港《中国日报》以广告介绍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避免冗长，简称“三民主义”；最后则是1924年孙文以“三民主义”为题的十六次讲演。而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被解释为三民主义的潜在形态，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建立民国”被解释为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解释为民生主义。1905年10月20日的《民报》发刊词则说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

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文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于是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十六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其要点如下：

1、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2、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3、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显然，这里的三民主义已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尽管他认为最后一个目的即民生主义，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不同。

至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是明确主张“改造中国”，同时承认“（辛亥）革命第一次失败”，“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今日北京政府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其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即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藉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减削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于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获得自由，而欲一部份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耶？故知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国之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愿国人一思之也。”

上述言论，从理想主义的层面看虽然是在批判军阀建国的现实，但从现实主义的层面看却是在肯定军阀建国的理由。与列宁“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的逻辑，如出一辙。
 
（摘自《军阀建国──现代南北朝的发现》自序）

1975年开始动笔，2006年初稿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