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消息，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最近报道，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的外孙女婿杰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由於拥有最大的“俄罗斯铝业公司”(Rusal)，在这个铝价高涨的时刻，已取代原来的艾巴莫域(Roman Abramovich)，成了俄国第一富豪，身价高达212亿美元，而他今年才39岁！
而杰里帕斯卡并非白手起家的企业人物，却是靠特权而致富的现代传奇。他的岳父尤马舍夫(Valentin Yumashev)是叶利钦时代的克里姆林宫幕僚长兼文胆。尤马舍夫後来娶了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Tatyana Dyachenko)。杰里帕斯卡虽然是尤马舍夫的前妻所生，但法律上仍算叶利钦的外孙女婿，他的致富，靠的是身分关系权力。
另外，最近“美国之音”也报道，俄国的亿万富豪有多人准备到中国开发房地产，名单里最抢眼的是俄国最大石油公司“鲁克石油”老板阿列克佩罗夫(Vagit Alekperov)要到中国收购土地开设连锁加油站；莫斯科前市长鲁兹科夫(Yuri Luzhkov)之妻芭杜琳娜要到中国开设连锁酒店。这些人也都是10亿美元级的超富，鲁兹科夫之妻固不必说；阿列克佩罗夫也非泛泛之辈，他在叶利钦时代是燃料能源部副部长，他掌控最大的石油公司，靠的也是特权者的近水楼台。
近年来，所谓的“金砖四国论”甚嚣尘上，但这四国里，俄罗斯虽拜石油、金属矿物等价格上涨之赐而成长快速，2006年甚至付清了一切外债，但它却是四国里最可疑的一个。主因即在於它的改革开放过程，有如俄国“市场问题研究所”前副主任波拉玛托夫所说，“乃是场大型的劫掠”。叶利钦任内为了掌握政权与财权，遂在亲信幕僚长尤马舍夫、女儿塔季扬娜、总理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年轻外贸官吏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国安局副秘书长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共青团副主任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总统俱乐部”成员部署下，提出所谓“贷款换股权”的案子，以大约平均1%的价格，一举让出44家国营公司。例如，一度排名第一的富豪霍多尔科夫斯基即以3亿美元取得了市价350亿美元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波塔宁则抢到诺里尔斯克镍矿公司，艾巴莫域则在石油、航空、铝矿等方面大有斩获。就这样一分，一两年内俄国平空即诞生了两打10亿美元级的超级富豪。这些富豪皆属叶利钦亲信，其中多数後来都转而支持普京，因而财富得保，而反普京的则难免遭到清算。霍多尔科夫斯基目前关在狱中，别列佐夫斯基流亡伦敦，另一个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则流亡以色列。
但俄国平空产生一群富豪後，他们显然并未在经济上发挥带头作用，而是做尽令世人侧目的夸张行径。过去的第一富豪艾巴莫域买英国球队、花2亿英镑订做全球最豪华的游艇。他泡名模，号称要付55亿英镑赡养费给元配。至於最新排名第一的杰里帕斯卡，他们家族早已在伦敦拥有豪宅并常住。伦敦的“俄罗斯富豪帮”，是英国八卦记者最爱的题目。我们还不要忘了，最近法国闹了个大新闻，波塔宁旗下的“诺里尔斯克镍矿公司”会定期包下豪华酒店，招待友人客户高干搞性狂欢，最近就因集体非法性交易，一票25人被抓到警察局。而排场更大的，乃是2002年起，全球由於富豪增多，已出现一个“富豪博览会”，阿姆斯特丹、康城、迪拜、上海都办过，莫斯科则已办了两届。成熟的资产阶级文化，要以敬业、慈善、回馈、文化艺术等为特质，俄罗斯的亿万富豪则是暴发户，除了夸张的豪奢生活方式，甚至还和黑道挂外，他们别无其他，他们靠特权坐收渔利，得到的财富并没有用来发展经济。而他们夸张的生活方式，由於他们的身分是民而非官，人们也无法监督批判。特权贪腐在官，可以批判纠正；当它披上民这个护身符，它就变成了人们拿它没办法的八卦！
因此，俄国所有权制的改变，由於行政法制的不良，缺乏了合理的运作规范，加以又没有足够的监督与制衡，於是就透过黑箱作业，大笔大笔的国家财富就被少数寡头特权阶级搬运一空。这样的民营，其实未必真的优於国营，而只能算是“赃掠政治”的现代版。
而类似於俄国这种夸张荒唐的事情，在许多地方也都以一种规模较小，但本质却相同的方式出现。最近，柬埔寨由於经济发展、土地需求扩大，於是官僚商人联合夺走农民土地之事遂大举出现。而在中国大陆，2005年人民聚众滋事事件号称2.6万宗，2006年降为2.3万宗，其中的多数也都和夺地有关。另外，中国大陆现有中央直属的国营企业161家，到2010年将减为80到100家，由於有俄国的前车之监，《物权法》问题才会那麽受到争议。有关《物权法》的争议，我们其实并不能将它简化为左右问题。私有财产制的保障当然没有让步的空间，但在过渡的过程里，国家权力也有其当尽的责任。中国要走向私有财产制，过渡的工程设计才最重要。最近，英国《经济学人》说，中国目前正面临一种双重革命的挑战，新兴资产及小资阶级为了更大的自由及发展空间，已必须在私产制上求得突破；而农村及都市穷人由於自由与发展的空间日益窄缩，他们的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福利等基本人权已必须更有保障。这种双重革命同时涌现，但无论如何，俄国式的经验可绝不容出现！ (笔者为《亚洲周刊》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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