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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来稿:古今两个南北朝

www.creaders.net | 2007-03-16 15:34:48  万维读者网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一、人说古代南北朝

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北中国,与南朝的刘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南北朝”时代开始。在本书的论述中,这叫做“古代南北朝”,与近代即十九世纪开始、二十世纪形成的“现代南北朝”,可以互相比较。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鲜卑王朝,是民族融合的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它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中国分裂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昔日盛极一时的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东汉,北匈奴西逃,今日广袤的蒙古草原就成为无主之地。于是,鲜卑人出占漠北,乌桓人出占漠南,匈奴余众十余万落也融入鲜卑,并“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公元二世纪中期,在鲜卑檀石槐当权时期,挖弦十万,军力大盛。其属下的主要部落同盟有三部:中部大人慕容,即慕容燕国的祖先;东部大人槐头,就是宇文部的祖先;西部大人推演,就是日后拓跋部的祖先。三世纪早期,鲜卑在轲比能统治下更加强大,并渐趋汉化。十六国政权当中,属于鲜卑枝系的有前燕、后燕、南燕(慕容氏),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南凉(秃发氏),西秦(乞伏氏)。慕容氏鲜卑由于肤色比其它鲜卑种落的人要白晳,故一直称为“白部鲜卑”。

(鲜卑军进攻长安城时,苻坚凭城观看,大叫:“后悔不用王景略和阳平公[苻融]之言,使白虏敢猖狂如此!”[鲜卑族人皮肤白皙,故苻坚呼之为白虏])

世界闻名的“西伯利亚”(Siberia),现在被俄国占领,其实在古代是锡伯人的祖国。“锡伯”为民族自称,口语为“SiWe”,书面语为 “SiBe”、“Xibe”等,为中国历史上头等著名民族,汉语文献记载多种译音和写法,如“须卜”、“室韦”、“矢比”、“西伯”、“席北”、“史伯”、“锡窝”、“锡伯”、“犀毗”、“师比”、“席吐”等,而最为显赫的则为“鲜卑”。经过两千年来与汉人的融合,其剩余人口现存不到二十万人,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周边地区。

“西伯利亚”(Siberia),其义就是“锡伯(鲜卑)人的土地” 。不仅考古学如此结论,民族意识也是如此:锡伯族人自认是中国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的东麓,如拓跋鲜卑部落早在东汉以前就畜牧射猎在大兴安岭北段,公元48年,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南下,到呼伦贝地区,经过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五原郡境内,公元386年,拓跋部落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而其它部落则以“室韦”等名号,于北魏初年开始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兆儿河等流域活动。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鲜卑人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句丽势力向北方扩张时,部分鲜卑人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至辽代,锡伯人在契丹统治下,多数人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辽亡金兴,锡伯人又处在女真统治下,元代锡伯族被蒙古统治。元明清初,绰尔河流域是蒙古人游牧地及屯垦重地,此时,锡伯人放牧活动于该地,处在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的统辖下。1764年一千多名锡伯军人外加随军家属两千余人,征调到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现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便是他们的后代。经过两三千年的演变,多数鲜卑人以各种名目融入汉人,少数仍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绰尔河流域的鲜卑人繁衍下来,成为今天的锡伯族人。锡伯族人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和遥远北欧的萨米人十分相像,一直保持游猎的传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语言。

古代鲜卑尤其是“白部鲜卑”的作用,在现代被苏联取代。苏联白种人居多,“现代白部鲜卑”也。

刘裕击败桓玄(404年)、灭南燕(410年),镇压农民起义(411年)以后,于义熙九年(413年)攻灭割据成都的谯纵。然后他再次大举北进,于义熙十三年(417年)灭掉建都长安的后秦。这些活动,使他成为要人。420年,刘裕废东晋,自立为帝(宋武帝,公元420—422年在位),建立宋朝。宋初夺得青、兖二州,西至关中,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土地,疆域在东晋和南朝时期是最大的。

宋文帝元嘉年间,社会有所恢复,国势比较强盛。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派到彦之率军北进,被北魏打败,一度使“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军分两路北进。东路王玄谟军兵精器利,是北进的主力。王玄谟进围滑台后,“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但是他对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处理,反而任意分配给自己的亲信部属,引起他们的不满。王玄谟刚愎好杀,不以守备为务;又侵夺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终于被北魏援军打败。西路庞法起、柳元景军进入潼关,释放被北魏驱迫作战的汉人军俘,支援了北伐战争。但是东路军既己溃败,西路军孤立无援,也只得退归襄阳。同年冬,魏太武帝率大军越过彭城、盱眙,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要发动渡江战役,占领建康(今南京)。但终因缺乏后力而败退。这类似于1950年左右的“金门战役”。然而江淮之间经过北魏鲜卑一进一出,赤地千里,南来春燕甚至无处筑巢,都在林中栖息。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的备战,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也就从此结束了。

这样,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

南朝概况如下:

宋文帝以后,宗室诸王和将帅连年内战。孝武帝为制止内战,缩削扬、荆、江三州之地,以分镇将权势,并把亲信的寒人派作监督镇将的“典签”。结果瓜步战役后,南北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北魏,刘宋在江淮地区的防守力量大大削弱,不断丧地折师。泰始三年(467年)刘宋边将背叛,淮北四州以及淮西之地尽失于魏。南北之间的战争虽然还是很多,不过随着北方各民族的逐步融合,民族斗争的意义已开始淡薄了。正如随着中共的改革,反共反苏力量的民族自卫性质逐步削弱。北魏及其继承人逐渐被各地民众视为正统。正如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港澳台的居民也逐渐把中共看作正统。

宋末内战中掌握了禁卫军的萧道成,在公元479年自立为帝(齐高帝,公元479—482年在位),改国号为齐。萧齐政权衰颓,无力维持统治,汉水以北的南阳和淮河以南的寿阳地区都被鲜卑魏军夺去。

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第二年灭齐,自立为(梁武帝,502—549年在位)目睹宋、齐两朝宗室重臣内乱造成的危害,力图协调统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战。他改定北来士族的百家谱,以保障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东南士族不在百家之内,另为一部。他下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备一人,专掌搜荐人物,实际上是为士族地主和寒族地主开辟作官的道路。他力倡佛教,广建佛寺,三度舍身同泰寺。

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北魏的继承王朝)大将侯景愿以所据河南之地降梁,不久即进据梁的寿阳。第二年,侯景联合戍守长江的萧正德,渡江进攻建康。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饿死。侯景领军横行三吴,北折广陵,沿长江西进江陵,在那里被萧绎击败,退返建康,自立为帝。侯景所至之处屠城洗劫,类似土地改革运动。大宝二年(551年)萧绎派王僧辩和陈霸先率军东下。侯景战败后由海路北逃,被部属杀死。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史称梁元帝。

西魏(北魏的继承人)和北齐(东魏的继承人)趁侯景之乱,分别向南略地,西魏取得益州,北齐取得淮南。梁雍州刺史萧詧投靠西魏,承圣三年(554年),西魏乘机派于谨、杨忠等率军攻下江陵,杀死梁元帝,立萧詧为傀儡皇帝,史称后梁。西魏军长驻江陵,监视萧誉,还把江陵财物抢夺一空,把江陵官吏和百姓数万人,一概掠归为奴。

公元557年,陈霸先杀王僧辩,废梁自立为帝(陈武帝,557—559年在位),建立陈朝。陈霸先称帝后,得不到各地武将的拥护;南方内地许多寒族豪强,也多乘侯景之乱,自署为州郡牧守,不奉陈朝法度。所以陈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既无力制止内战,又无力抵抗北朝的进攻。陈朝一度收复过江北之地,但是不久以后又放弃了。隋代北周后,于开皇九年(589年)进攻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南北统一。

北朝概况如下:

西晋的统一引出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出了五胡乱华,五胡乱华造就了十六国,在十六国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北魏统治为主的北朝。

北魏起源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先为“代国”。338年,什翼犍统治拓跋部,设官分职,确立国家。公元376年,代国被苻坚攻灭。淝水之战后,拓跋珪(386—409年在位)在公元386年重建代国,但改国号为“魏”。395年,魏军大败后燕军于参合陂,歼灭后燕军四五万人。第二年魏军大举攻燕,夺得并州,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诸州郡,陆续占领了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道武帝),定都平城。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取得黄河以南朝刘宋的青兖二州。以后,太武帝经过连年攻战,431年灭铁弗部的夏国,太延二年(436年)灭北燕,太延五年灭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即位后,汉化累积,导致大规模改革。政治制度革包括颁行俸禄、完善考课、建设官制、改革官品、修订法律等;经济制度改革包括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等;礼乐风俗、语言服饰也都实现了汉化改革。激进改革使拓跋政权向汉式儒教专制官僚体制大为接近,其政治组织和法制的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也使南迁洛阳的鲜卑人开始丧失民族特性,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六镇鲜卑对首都洛阳产生离心倾向,导致后来的六镇起义。

所谓“六镇”是指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一线沿长城而筑的六个军镇。自西向东,有沃野(今内蒙五原)、怀朔(今内蒙固阳)、武川(今内蒙武川)、抚冥(今内蒙四子王旗)、柔玄(今内蒙兴和)、怀荒(今河北张北),是北魏为防御更北方的柔然等游牧民族南侵的壁垒,派鲜卑族兵马长年驻守于此。六镇的汉人和其它民族的人都是内地犯罪官民或被发配到这里来的。魏朝早期对边将待遇不错。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快速汉化,王公朝士多以清流自居,六镇兵民被边缘化,还受到朝贵的鄙视和轻蔑,从前以军功得官的机会再也没有,变成南朝那样以门第、才学取人。

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兵民无粮可食,请示镇将开仓放粮,吃饱肚子好打仗。镇将不准许。兵民忍不无忍,聚众杀镇将起义,一时间六镇大乱。524年,沃野镇破六韩拨陵(匈奴族)起义,声势浩大,席卷边城。北魏大惊,联合柔然一同镇压,击杀破六韩拨陵,把二十多万被俘兵民全部安置到河北一带。河北本来连年水旱灾害不断,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俘囚,矛盾激化,反叛不断,接连有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等镇兵镇将的起义,且相互兼并攻杀,乱成一团。最后,这些起义、叛乱皆为魏朝权臣尔朱荣的势力所镇压。高欢就是被俘后得到尔朱荣信任,并被提拔为尔朱荣的卫队长(亲卫都督)。

523年的六镇起义,陈寅恪认为是“胡化对汉化的反动”。一大堆具有浓厚部族和武人背景的人物崭露头角,反映了孝文帝汉化运动,掩藏着历史的阴暗面。

东魏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死,其部将高欢率领六镇鲜卑,从并州来到关东地区。高欢自称出于渤海蓨县的大姓高氏,是鲜卑化的汉人。的祖父因罪徒怀朔镇,他自己生长边地,曾为怀朔队主。六镇起义后,他先在杜洛周军中,后投尔朱荣。高欢东来不久,即转戈相向,陆续消灭了尔朱氏在关东各地的势力。

西魏北周公元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等率军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拔岳部将宇文泰最后掌握了这支入关的队伍,控制了关陇地区。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谓“鲜卑别部”的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镇。六镇起义后,他先后在鲜于储礼、葛荣军中,葛荣失败,他降于尔朱荣。北魏孝武帝在高欢逼迫下西入长安后,宇文泰酖杀孝武帝,于公元535年另立文帝,自己掌握政权,史称西魏。

东西魏分裂,是因为东西政权分别与怀朔、武川镇有密切关系,并都显示了浓厚的胡化倾向。北周还形成了一个“关陇军功贵族集团”,自西魏、周隋至唐初一个半世纪中,关陇集团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子孙,在政治上一直居最高地位。

东魏西魏的“胡化”,只是其问题的“反动”方面;但事实上胡化与汉化是彼此交织的,历史在“之”字形道路上探索出路。北齐和北周的汉化政治建设,因此胡化与汉化的彼此交织而取得了成就。结果在法制、考课、监察、考试、官品、学校、府兵、均田、三长等多个方面,北朝都得以后来居上,全面超越了保留传统较多南朝。

例如宇文泰是汉化较深的鲜卑人,他采用各种手段来联合鲜卑和汉化人群,使他们维持一致,还吸取六镇起义的教训,采取了积极措施来建立和谐社会。这样,西魏就一天天强大起来,力量逐渐超过东魏。废帝二年(553年),西魏取得蜀地;第二年又取得江陵,控制了萧詧的后梁,并驱掠江陵官民到关中作奴婢。钱穆曾就此评论说:“苏绰为宇文泰定制,即根据《周官》,下迄隋唐,遂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苏氏之功不为小”;“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

公元557年,字文泰之子字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字文消灭了残暴的北齐,再度统一了中国北部。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军政太极逐步落到外戚杨坚手中。杨氏家族出自六镇之一的武川镇,深受鲜卑影响,杨坚之父杨忠曾为府兵的十二大将军之一,为北周立有战功。大象二年(580年)杨坚自居大丞相总知中外兵马事,部署力量,作灭周的准备。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相继发动声势浩大的兵变,反对杨坚,但都被镇压。杨坚恢复了改从鲜卑姓氏的府兵们的汉姓,并按魏晋制度改革变了北周的官制。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杨坚强迫周静帝让位给他,建立隋朝。接着,隋文帝杨坚铲除了朝廷中的异己势力,以二子杨广、杨秀分镇并、益二州,并命杨素在上游大造战舰,准备向江南进军。在经济上,他统一北方钱币,开通漕运道路,储积粮食,并且大索貌阅,实行输籍之法,以充实国家力量。在隋文帝的统治下,隋的国力蒸蒸日上,远远超过了江南的陈朝。

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以后,北方的民族关系到这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完全消失,隋对南方经常发动的战争,已经从“民族战争”(类似于现代南北朝的“阶级斗争”)转化为“统一战争”了。开皇八年冬,晋王杨广统率五十万隋军,分五路临江,向江南的陈朝发动总攻;新建立的上游水师,也在这时顺流而下,直趋建康。陈后主以为长江天险足资凭借,没有作出特别守备。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渡江,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接着又陆续摧毁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平定南方全部州县。历时二百余年的南北朝分裂结束。

二、我看现代南北朝

历史转眼过了一千余年,现代南北朝开始。

1940年代初期,一位在中国的观察家,如果把亲英美的蒋介石、亲日本的汪精卫、亲苏联的毛泽东之间的厮斗比作“三国演义”的话,那么随后而至的中华民国分裂为“台湾的中华民国”(亲美)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就是典型的南北朝了。这就是本书所要论述的“现代南北朝”,它本来可能像古代南北朝那样,沿着长江一线构筑中国历史的分野,但最终由于苏联积极支持共产党、美国消极支持国民党,而使得力量失去了平衡,分界线于是转到台湾海峡。 “南中国—北中国”的传统格局,变成了“海洋中国—大陆中国”的现代格局。海洋中国出了台湾,还有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华侨世界。

1950年代至于1960年代,台湾虽小,但凭借国际形势而足以抗衡大陆。因为说来可悲,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的三国演义,不是曹操、刘备、孙权的“自主三国”,而是美国、日本、苏联的“代理三国”,是美国、日本、苏联在中国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所以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就不得不继续受到国际局势的摆布,听凭美国、苏联甚至日本干预内政。

我们这里将要陈述的认知,可以穿透两百年(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的重重谜语,而只揭其问题的谜底──纷乱的现象得以缕清。多难兴邦── 这不仅仅是一句乱圆的自我安慰语。也不仅仅是一剂镇静剂。现代中国遭到的报应和天谴,使他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创造力量及创造精神。但是,观察一下看看历史上曾经称雄的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尤其是罗马人和秦人的形迹吧!曾有多少灾难及困苦包围过它们,并使之几度蹶倒!然而,它们强大而坚忍的力量,不也是蕴乎彼而发乎此的吗?

在全球列强的环伺夹击下,在俄国和日本的蚕食蛇吞下,中国文明注定有其两百年的劫运。若从公元1840年起算,还有六十年的灾难在准备磨炼中国。这算不了什么,要知道,以黄巾之乱到李唐定鼎,中国曾经厉过足足四百年的大劫。这个现代南北朝时代,比之古代南北朝时代,从时间上说,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从文化毁灭的程度上说,尤有过之。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击打与凌辱,较之五胡乱华尤甚尤烈!两百年的苦难(还有六十年的历史债务有待偿还)给中国人什么教益呢?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血腥的经验,一个无价之国宝。这个无价的国宝就是:中国必须定乎内、外之分。在目前若干年代对中国不利的历史范运期间,决不与外国(特指西方文化势力,包括日、美、俄)混同。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个历史的真理:时间就是一切,坚持就是胜利。多坚持一年,最终胜利的保证也就多了一分。多坚持十年,民族的命运、未来文化的性质等等都会深受影响。牺牲决不会是平白无益的。
在这个百年革命所造就的荒凉时代,我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中国的新文化上,这种新文化乃是对现代中国的深切苦难的反响。是在中国对二十世纪种种灾难的持久性反应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尽管我们遭遇的宿命如此阴沉可怕,但正是在如此的绝境下,一种作为对深切灾难的强烈反思和反抗的新文化,被我们创造出来了──这种新文化对全球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呢?将是一种对于欧洲我们的颠覆性因素吗?

未来的世界孕育在我们现在的思想中。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寻常的人们则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有教养的人们也只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和皮毛血肉而已,并不等于全部的“中国文化”,尤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内核”。例如,它们都是“对天子深切的信念和永恒的期待”的副产品。所谓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一信念并表达了这一虔诚的期待而已。这切都是天子的注脚与天子的见证……其余的说法不是“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读”!至于“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

如果失去了文化的内核,任何文化都将沦为是“病”的象征。因为文化本来就是缘“病”而起并为治病而发展。任何文化的先天不洁、后天罪孽与过程毒素,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终于发作并恶性循环:一种毒素引起的新病,又会诱发另一种毒素的泛滥。整个人类历史都因失去文化内核而蒙上了阴影……

“解放之方”在哪儿?谁来解放我们免于毒害?谁来消解“文化毒素”或至少将之“中和”一下?而怎能消解或怎样中和──这就是文明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思想所面对的任务。

索居的灵魂不会幻想奇迹突然显现,更不迷信自己认定的天命,作为一个试图理解自身的哲学家,应在内心恬淡并且坚忍:在“现实里”求得“现实的超越”,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也就是“显示的最大可能性”!

真的,历史上多少功败垂成!历史上多少功成而倾覆的风流人物乃至下流人物。他们的多少精力像垃圾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腐烂,这是偶然的个性所致,还是注定的历史命运呢?而我们确认,历史上即使“偶然的不慎”也还是历史命运的威力显现。历史命运,你虽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可是你的精髓与本质又何尝失灵呢?

人性不变。思想者的命运,因此是历史兴衰的前兆?思想者与文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种种表征可以作证: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年生命演化的结晶。
 
(198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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