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是中国和平实现民主的起步点

坐朋友的车到新泽西州，途中加油，朋友告诉我说：“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驾驶人不准自己给车子加油，只有加油站经过训练的服务人员才可以给车子加油。”

我住在纽约，我知道在纽约驾驶人经常是自己给车子加油的。

“新泽西州的法律与纽约州的法律不同。这就是美国的地方自治。”朋友比我来美国时间长一点，他这样告诉我。

谈起地方自治，朋友说，就是在一个州之内也是这样。在纽约市，除非交通路牌说明准许，否则汽车遇到红灯不准右转，而在纽约市之外纽约州的其他地方，除非交通路牌说明不准，否则汽车遇到红灯可以右转。

至于在美国，有的州准许同性恋登记结婚，有的州不允许，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从报纸上了解了。来了美国之后，还了解到，在美国，别说州与州之间，就是不同的县、市之间，销售税，个人所得税，地产税等等都是不同的。而当美国绝大部分州都取消了向非法移民发驾驶执照之后，美国西北部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却继续在发驾驶执照的时候不过问申请执照人的的移民身份问题。

看来，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无论你是否专门去注意，“地方自治”普遍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那么，美国的“地方自治”是否有我们在中国经常看到的受到批评的“地方主义”问题存在呢？

朋友告诉我：保护“地方主义”，其实也就是保护“地方自治”的权利，是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地方自治”的目的，就是让地方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自己这个地方最好、最有理的。

朋友还提到，在新泽西州开设赌场是合法的，大西洋城就是一个赌城，但在纽约州，开设赌场就不合法（除了在偏僻的印第安人保护区外）。这样，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每天吸引大量的纽约州居民去赌钱，去输钱，肥了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的赌场，也肥了新泽西州的税收，对纽约州来说就是一种损害，纽约州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吗？没有办法。而纽约州没有打算改变自己这方面的法律，因此纽约州也就只能让新泽西州继续这样占便宜。那么，新泽西州立法准许开设赌场是不是我们中国经常遭到批评的“地方主义”呢？

“是的，是‘地方主义’，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却是正常的，正当的，这没有什么不对。”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地方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却是贬义的、要遭到批评的词呢？我想，这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体制有关。

我来自中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地区。你说延边不是“自治”，好像也有一点，比如延边朝鲜族人家庭可以生第二胎，父母也可以为孩子选择朝鲜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中、小学接受教育。但是，延边朝鲜族的“自治”程度是非常低的，可以说延边朝鲜族的“自治”基本上是假的，因为延边州的“自治政府”基本上没有地方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就连政府和重要一点的企、事业单位的第一把手也都必然不是朝鲜族人。

另外，延边因为是朝鲜族人数量超过50％目前算有了一点“自治”，但预测五年之内，朝鲜族人口就可能降低到不足50％了，延边的朝鲜族人于是有人开始关心：今后中央给延边地区朝鲜族人的那一点基本上是“假的”“自治”是不是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呢？这个问题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有人讨论，我也思考过。但是，到了美国，对美国的“地方自治”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之后，我却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治”，在中国只有“民族自治”，为什么要以“民族”来划分？而不是以“地方”来划分呢？

反过来，如果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不是一“地方”来划分自治，而是以“民族”来划分自治的话，美国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如果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移民国家，自治以“民族”来划分行不通，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随着交通越来越发达，社会流动越来越普遍，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地融入汉族社会，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情况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自治”按照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来看会逐渐削弱和消失。虽然，我听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一个阴谋，不过，即使这是一个阴谋的话，我也并不想反对。我认为，“民族自治”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的是一种歧视的作用，这并不是对少数民族有好处的制度，而且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也没有必要被迫挂着“少数民族”的牌子，而且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民族标签贴在脸上过日子，虽然我是一个朝鲜族人，我也不想背叛自己的民族，我不对自己的民族反感，我不为自己的民族自卑，但我觉得人家能把我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对待更恰当。

因此，“自治”应该按照地方来划分，不同的地方显然因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条件、工作机会和收入、人口组成和文化语言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实行自治不但更合理，也更科学。依据地方来划分，也包括了“民族”的成份，这是因为假如一个地方的主要人口是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政府的有关政策和规定就会与之适应，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就不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了。

目前，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主要障碍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依然在坚持中央集权。前一些年，有人猜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央会逐级放权，中国的社会学者会为“地方主义”正名，从而中国会从基本上是假的“民族自治”变成基本上是真的“地方自治”，人们曾经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上海帮”身上。不过，胡锦涛执政以来，我们看到的与希望的正好相反：胡锦涛在“反腐败”的名义下大肆批评“地方主义”而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意思就是加强中央集权。无论从经济宏观调控，从陕西榆林强迫将民营企业收归国有，还是从吉林收走延边地区对长白山的旅游开发经营权，我们都看到了胡锦涛的政策离“地方自治”越来越远，而“中央集权”越来越多。

这几天，据说中国政府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调高到了1600元，还是全国一刀切。如果我没有来到美国，我可能不会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可是，现在我要说，如果中国有美国这样的“地方自治”的制度的话，那么各个不同地方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可以有所不同，既然消费指数的高低差别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大，地区经济开发情况的差别也那么大，为什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却要中央来统一规定呢？为什么不能让“地方主义”来推动自由竞争来达到合理的平衡呢？譬如说，北京、上海等消费指数高的地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可以高一些是合理的并且也是公平的。

我认为，促进经济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这个道理对发达地区也不发达地区是一样的硬道理，不存在差别，因此政治体制就应该去适应这个硬道理，我们的教科书上不也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吗？而“地方主义”，也就是“地方自治”才是促进经济自由竞争的政治体制。

我的朋友很同意我的看法，他最后总结性地说：“胡锦涛和温家宝想用‘全民投票’来威胁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是推行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的‘民主’。美国的民主是从‘地方自治’开始的，而不是从‘全民选举’开始的，中国和平实现民主社会的唯一道路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

我认为，在中国实行真实的、各级的“地方自治”不但能够被中国共产党内和外广泛接受，也应该是中国和平实现政治制度的起步点。

我认为，有关在中国的“自治”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民族自治”的框框里走出来，进入研究“地方自治”的领域。我对提出这样一个议题的感觉很好，这样我就和所有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我们关心的不在时我们这个“少数民族”的问题了，我们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人都会关心的问题的。或者说，中国人都会关心的问题，正好也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了。（正义党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