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1978年10月，我通过“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五十取一，入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是1961年全家下放离开北京之后，十七年后首次回到北京。重归北京给我的最大印象，除了沉重肃穆的古代建筑、空前尘暴的滚滚而来，就是它的居民性格特别迟钝或叫富有耐心。这使得我明显感到北方和南方是如此不同。一天，当我走向旷野的时候，一个疑问突然跃入我的思潮之中：为什么北方的史官文化与南方的巫觋文化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据考古学者们说，本来史、巫一家也。可是史所造就北方文化与巫所造就的南方文化之间，却有深刻的差别，这不仅在先秦、在汉魏、在唐宋元明清，就是到了近代，二者的差异依然鲜明。所谓“京派与海派”只是这一差异的一角。

在我看来，地理因素对北中国与南中国两大文化的特性影响极深。在北方一扫千里、迷漫环宇的尘暴之下，处于大平原之中（高原亦然）的人们是不难产生“天帝”等观念及天命思想的，如《尚书》展示的思想线索。反之，处在南方的人们，有着江湖山林的幽深神秘，自然不难产生灵异神怪及巫术思想，如《九歌》展示的多神教。北中国的“现世精神”可能与其逆境的艰难条件，不无关系，而南方的求仙意念则与其顺境的舒适生活，密不可分。
由此，中国文明的两大原素显现了出来：

南中国的庄子与北中国的韩非子。所谓儒家，我们可以把它设想为中庸的、调和南北两端的“中中国”。老子亦然──他既可以引领庄子，又可以引领韩非，难怪能与孔子比肩而立，成为儒道并称的大宗师。

北中国特性：理智的、现实的、入世的、儒家的、重政治的；其第一要义是“礼”，以求达到政治理想的目的，故其内在精神主克己、服从、秩序。
南中国特性：感情的、梦幻的、出世的、道家的、重艺术的；其第一要义是“乐”，以求达到生命自由的目的，故其内在精神主进取、反抗、变易。
在此二者之上的至者，则为“太极”──阴阳氤氲的易道。故此南北中国的精神，一为阴、一为阳；但并不绝对，而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各以其时、其势，交汇并显示其属性。

还有一些事例也可以说明中国文化的二元性：

（一）山水诗在南朝晋宋之间的兴起，表明当时中国的政治传统及其儒教精神处在总的衰落中，及时行乐的思潮席卷一切。

（二）山水画派在唐宋之间的兴起，也首先得力于唐宋之间“政治传统及其儒教精神处在总的衰落”甚至“边缘化”的过程中。唐宋并非强有力的政治实体，甚至唐的对外征服也多多得力于“以夷制夷”，而不是汉朝式的亲自出击。其次，山水画派之转向所谓“空灵派”，则是在中国遭受异族统治（蒙元、满清）和军事管制（明朝）之后的“心死”时代，所产生的政治精神彻底僵化、文化精神彻底堕落。

郭璞（276—324年）是北方人，河东闻喜（今山西）人。他如何理解南方文化的集大成《山海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山海经》是记述古代神话的，但我们不难发现，郭璞是用唯理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山海经》的，故全由郭注来理解《山海经》，只能掌握名物训诂，而无法把握精神内涵。郭璞注解《山海经》的时代，去古已远，而且跨越南北界限，有此隔膜现象不足为奇。

随着中国文化的定向发展为政治实体，南中国的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但永远不会落入泯灭的地位；北中国的因素则逐渐膨胀，好像囊括一切甚至吞噬同化了前者！以至于易学的阴阳概念中，引伸出了太极这最高的范畴。单一化替代了二元性，逼迫前者沦为注脚、做了后者的牺牲。这就是“政治挂帅”单行线。

但时至今日，新的历史关头需要我们揭示中国精神更为丰富的内存，并使之自新。我们理解：若不复兴南中国特性的感情、梦幻、出世、宗教、艺术，则北中国特性的理智、现实、入世、哲学、政治，亦将萎缩。

片面强调上述二元性中的某一面相者，实不足语中国文化。而我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化的贫乏现象，不仅由于其历史包袱造成的骄傲与惰性，也是由于这类偏狭的理解所致。我们若能克服前人的偏狭性，则能恢复中国文明强大生命力。并能以新的姿态将这生命奉献给世界！

中国文明的特质在于推崇“仁”，即崇尚同化功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讲的都是同化，只是侧重面有所不同。所谓同化，就是合一不同的要素：把非我的化为我的，又使我的注入非我的，并进而再去化育非我的。从而使我的永远年轻，永远易化，永远独立，永远绵延……这一特质从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可找到大量证据，诸如政治、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甚至人种、语言、文字、器具、衣饰、心理、希望等各方面皆可验证之。我们的理想，即在于激发这一特质，运用中国文明的这种同化功能，来作未来世界的凝聚剂，化育各个民族作为同化的素材。从而创建一个新的全球生活规范，提供新的文明历史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