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牟传珩来稿（原题：且看中国司法现状有多荒唐——我的政治冤狱再回首）：
2001年7月12日，国际奥申委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承办国前夕，有关部门为控制民间持不同政见者行踪，制造了“燕鹏偷越国境案”（已经事实验证为假案），招之国际舆论哗然。当时，公安当局发现燕鹏手提电脑中存有我尚未出版的30万字政治书稿《后对抗时代世界变局与中国变革》与大量文章，于同年8月13日声称“执行上级命令”，突然拘捕了我。由于官方无法对我并未出版的政治著作认定为“犯罪”，所以便对我已发表的8篇批判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传统社会主义错误实践的理论文章，进行了两次违法重复起诉，5次延期审理（检察院“建议”延审4次，法院报批延审1次），先后历经了长达两年的时间，最终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我和燕鹏定性科刑，在素称 “东方瑞士”的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青岛，上演了一起在权力意志的安排下，由市委宣传部及公检法密切配合，联合制导的假意识形态制造“政治敌人”，借法律工具惩罚“思想罪犯”的当代文字冤狱，在法庭上被申诉人辩护律师称之为21世纪的胡风案。以下仅从本案几处明显违法事实，看中国司法现状有多荒唐。
荒唐之一：市委宣传部提供“执法依据” 青岛市委宣传部为给公安当局提供出师无名的“执法依据”，对我早先撰写的大量文章进行筛选、歪曲与阉割，做出了充满文革遗风的所谓“审读意见”，该意见称：“在思想理论方面，这些文章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宣传违反宪法的政治观点，从根本上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攻击三个代表思想；在政治方面，这些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的合法性，为1989年六、四事件翻案，煽动反对党的领导和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并为其出谋划策。”（见本案判决书第5页）这种由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审判”文章观点，制造“执法依据”的做法，不仅是典型的以党代法，且是让运动员做裁判员（申诉人文章批判的正是宣传部门的传统僵化观念）。为陷害忠良，当局不惜让市委职能部门赤臂上阵，如此不加掩蔽的非法操作，实为中国后文革时代所罕见。惩罚犯罪的依据只能是法律，岂能是一纸“审读意见”；法律惩罚的只能是行为，而不是思想。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公检法直接援用市委宣传部门从“理论上”到“政治上”判定思想犯罪的“审判意见”为执法依据，可谓荒唐到了极点。
荒唐之二：两次重复起诉 尤为严重的是，青岛市检察院明知起诉思想犯罪违宪，但为达久拖不决又能长期关押之目的，公然在事实与证据没有丝毫变化的情况下，动用了起诉、撤诉，再起诉程序，仅就8篇文章，用同一份起诉书，只字未改地违法重复起诉了两次。后经法庭审理印证，检察院两次起诉的内容，都是8篇文章，事实与证据没有丝毫变化。按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规定，认为事实与证据确有变化的起诉案件，可以撤回起诉，另作处理。对需要重新起诉的，则应在起诉中体现出事实与证据新变化的情况。如此连标点符号都未改变的同一份起诉书，两次兴讼，是的的道道的违法重复起诉。
荒唐之三：5次延期审理 青岛市检察院，为达久拖不决之目的，竟规避办案时限的法律规定，先后4次 “建议”法庭延期审理（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只有两次建议延审权），致使法庭在长达8个月无法开庭。为达同样目的，法院又自行延期审理1次，总共5次延期审理，超过了其正常受理时限的7倍，致使当事人在令人窒息的狭窄牢房里，被超期羁押了1年又1月，才于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迫于舆论压力，仓促开庭。本案业经上诉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仅未就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侵权，回避事实，采信伪证（青岛公安局提交书面伪证）等问题发回重审，反而继续藏污掩尘，超期羁押，再次拖延时限大半年，如此久押不决的程序荒唐，充分认证了本案实体上的违法性。
荒唐之四：法庭公然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申请证人到庭的权利 在法庭上，公诉人在辩论中理屈词穷，尴尬出丑，竟然以“这是社会主义法庭”为由，要求审判长剥夺我正常行使的辩护权，正如一个输不起棋子的劣等棋手，掀了棋盘说棋盘是他的一样荒唐可笑。而本案审判长居然听命于公诉人，公然非法剥夺了我的辩护权和申请证人到庭的权利，致使这一以审判文章观点为主题的法庭，再现了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所的场景。
荒唐之五：附加刑高于主刑 本案最终判决认定我“态度不好”，判处有期徒刑3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再次开创了中国司法荒唐新局面。众所周知，世所诟病的中国“剥夺政治权利”，不过是依附主刑的一种附加刑罚，其最高刑期为5年，即使判处无期徒刑的也未必适用最高附加刑。虽然法无明文规定附加刑不能高于主刑，但在司法实践中从未见过附加刑高于主刑的判例。中共当局为达封杀我一支笔之目的，竟不惜滑天下之大稽，对我一个以写作为生的草民，适用最高附加刑，实在是中国司法史上之奇谬！
由此可见，亲爱的“执法者”们为对我一支不媚贵权的笔，封杀、封杀、再封杀，不惜荒唐、荒唐、再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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