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朴来稿：从郭飞雄的“招供”想到的

     [一]

 当维权人士郭飞雄被中共抓进大牢时，他曾豪迈地向那些审问他的人宣布：我只有“零口供”。几个月之后，他向他的律师坦承，他已经“招供”：

 “他们问什么，我就承认什么。”

 在人们的眼里，郭飞雄铁骨铮铮。有什么样的重压，能使他“招供”？我从博讯网的消息上，读到了发生在中国沈阳某秘密拘禁地的这一幕：

 

“2月12日那天，郭飞雄坐了老虎凳四个小时，手被反在后面，几乎被吊起来差不多三百六十度的那种角度。他们就用高压电棍击打他的手和脸，都肿了。还用电棍击打他的生殖器。”

 “3月19日，离他们侦查结束只有十一天时间了，还没有得到口供，还是零口供。他们再次把他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刑讯逼供，这次电棍就没有打开关，直接用棍子猛烈打他，也是打他男性生殖器，动作非常凶猛，长达五、六分钟时间。”

 从这天起，郭飞雄说他决定改变策略：“他们只要问我，我都承认，就是问我武则天的事情，我也承认”。

 这就是郭飞雄的“招供”。难得的黑色幽默，酷刑之下，仍然昂着头！

     [二]

 酷刑逼供不是中共的首创。自从人类历史上有了“中国人”这个词汇，就有了中国人折磨中国人的办法。当年县太爷升堂审案，多半是这样开始的：

 “招，还是不招？”

 零口供的结果，是如狼似虎的衙役们乱板齐下，然后我们就看到八个血淋淋的字：“屈打成招”，“只求速死”。

 酷刑在中国源远流长。三千年前商纣王发明过一种叫炮烙的刑法，而对人的生殖器用刑，名为宫刑和幽闭，也是起于商朝。这类刑法伤害的不仅是肉体，更是对精神的摧残。最著名的受害者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他从此羞与见人，多年闭门不出。郭飞雄虽然受的不是宫刑，但已深感羞辱，这就是他为什么在受刑后的第二天(2月13日)，以死相拼（自杀未遂）。

 在中共历史上，以惩罚人的生殖器来获取口供，应是毛泽东的首创。一九三零年，为了把那些不听话的共产党人打成AB团并加以消灭，毛指使部下滥施酷刑，其中就有：用线香烧阴户，小刀割乳；将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美其名曰“仙人弹琴”。如今与时俱进了，审讯郭飞雄的人拥有高压电棍这样的利器，自然省了使用铁丝的麻烦。

     [三]

 郭飞雄把他所受的酷刑称作“办案人个人的行为”。我也不相信这是中共高层的意思，但却是这个制度纵容了残忍。

 郭飞雄是“钦犯”，从被抓、被关、被审乃至判多少年，都是经过统一部署的。郭飞雄的维权活动，实在让当局头疼。成天高喊要依法治国的中共，不便以维权定罪，于是拎出个“非法经营罪”的帽子给郭飞雄戴上。

 办案人员跟文革中的专案组很相似，他们是带着给郭飞雄定罪的任务来办案的。完不成任务就是无能，要影响仕途升迁的。面对郭飞雄的零口供，办案人员除了以暴力来威逼，还能有什么高招？

 我无法理解的是这些人的大脑：你们拿不到证据就编造好了，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你们不能对郭飞雄生杀予夺。可不可以高抬贵手，不要再用下流的酷刑折磨他的肉体，不要再污辱他的比你们高尚得多骄傲得多的尊严。

     [四]

 郭飞雄对律师说：中国的法律还是有进步的。他在辽宁省看守所受到的待遇非常好，广州市第三看守所也对他非常好。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要求律师紧急向中央举报，希望能使刑讯逼供行为在中国彻底绝迹。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苦难，他惦记的是还在继续受酷刑折磨的老百姓。其实，要制止刑讯逼供并不难，中国的公众舆论是强大的，请给媒体以自由，我看还有多少办案人员敢用高压电棍捅人的？

 郭飞雄对妻子的嘱托是：这些事情算不了什么，可能要坐十年八年的牢了，既来之，则安之。他甚至不让妻子在开庭时旁听，担心他讲述所受折磨的细节时，妻子会受不了。他对女儿的寄语是：也能够考上一流的大学。

 自从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依法治国”不再只是中共的口号，而是以一种真实意图，在逐步地推动中国的进步。如果依法治国所体现的公正和正义的精神，能落实到郭飞雄一案，使他与家人能尽快团聚，这将不仅仅是个人的幸事，也将是民族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