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股市也要“让领导同志先走”？

万维读者冼岩来稿：5月30日零点后，财政部“出其不意”地宣布：自2007年5月30日起，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事情之所以“出人意料”，是因为在此前的5月22日，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曾对媒体“澄清”：中国将要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传闻是谣言。据财政部某官员称，“从未听说这件事，都是市场谣言”；税务总局的一名官员也称，若有此事，财政及税务部门应该会有沟通，但他们从未听说过此事。但5月31日的媒体报道却指出：据财政部官员向记者透露，此次提高印花税的动议是由证监会提出后，在财政部下属三个司讨论的基础上，于23日向国务院建议的，国务院于25日批准了这项建议——就在财政部向国务院提议的前一天，有关官员却对媒体“辟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财政部、税务总局“调戏”了全国人民尤其是股民。

政府官员如此作为，令人费解。如果从调控股市的需要出发，5月22日由媒体释放出相关信息，可起到震慑作用；或许不待调税政策出台，市场即已调整到位，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且不会造成后来那么大的市场震荡。即使要保持历来的行政神秘性，官员们也可不接受媒体采访，或仅回答自己不知此事，没必要断然否认，有意误导股民。

由此可见，财税官员的刻意误导，用意与调控股市的政策目标无关，也与神秘化的行政传统无关，只能从另外角度求解。上述掌握内幕的官员不但唯恐内幕被公开，而且唯恐一般股民根据蛛丝马迹猜测到正确的可能性，这种刻意“守密”，不惜事后承受公众的愤怒，其中必有大利在焉。如此作为，只能理解为他们意欲尽可能延长少数知情者与大多数不知情者信息不对称的时间，为知情者利用垄断信息攫取“超额利润”创造条件。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所谓知情者，谁都知道是些什么人，那就是掌权者及其关系密切者。

这不由令人想起在12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同志先走”的典故。那场大火夺去了325个生命，其中包括288个中、小学生。其中导致重大生命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火起后，坐在大门附近的学生被要求原地不动，让远离大门的“领导同志”先走。由此可见，在中国，权力的特权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何种范围！掌权者及其周围的人，不但可以在每次得利机会中都“从不落空”，而且可以做到每次祸害“从不沾身”。仅仅用“特殊利益集团”或“强势群体”的指称，已不足以形容这种特权的能量与神通，有理由将他们称为“超人集团”。这些中国的超人，就象美国电影中的超人一样，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但是，他们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扶危济困，而是以尽快速度将尽可能多的利益搜刮到自己及周围人的囊中。

只要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群超人，利益蛋糕中最鲜美的那一部分就始终只能是他们的囊中之物，其他人只能分享些残羹冷炙。从此次税率政策调整前后的花絮，人们可以清晰看到资本市场“让领导同志先走”的逻辑。无论利好还是利空，超人们总是能未卜先知，领先其他人一步甚至几步；人们只能仰望他们绝尘而去的身影，追其尾气。资本市场上的杀手强人，历来被称作“大鳄”。但那些大鳄的神通，哪里比得上超人？大鳄的危险，人尽皆知。因此大鳄只能藏在暗处，等待时机，行险一击，成功与否部分要看运气。而超人们依托权力这一百宝囊，不但可随时制造机会，而且能做到来无影、去无踪。权力保证了他们只赚不赔，差别只在赚多赚少而已。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有效运行都有赖于规则的公平，而超人恰恰就是那些可以左右规则、至少能无视规则的人。

这样一群蛀虫，他们不仅蹂躏规则偷盗全社会的财富，而且要攫取最肥美的那一份。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是一个有着统一意志、统一理智的团体，而只是具有相同利益取向、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竞争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他们的贪欲没有边界，如果外界不能施以有效制衡，他们的危害必将越来越大。他们不但危害社会，同时也危及政权的长期稳定。按理说，政府有理由对其施以强力遏制，政府也确实有这个能力。但问题在于，唯一有遏制能力的政府，在某些方面与此超人集团具有重合性：二者的构成同样以掌权者为核心，二者的运作同样围绕权力。这就是历来在威权主义体制下遏制超人集团成为不解难题的原因。

从上述印花税事件可看出，现行体制下遏制超人集团的唯一有效方式是政务透明。政务透明的有效性，其原理是尽可能缩小超人集团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果印花税调整从证监会的调研、到向财政部提出、直至财政部研讨、向国务院提出，整个过程都公开透明，超人集团就难以利用信息的不对此优势获取不正当利益。即使他们在证监会动议之始，比其他人更早一步获得信息，但因为决策过程之长、其间还存在变数，他们也不易形成操作上的优势。如果对克拉玛依事件的报道是透明的，享有生命优先权的“领导同志”就不可能不受到严厉惩罚及公众谴责，这种惩罚与谴责固然无法改变已经形成的事实，但至少可令其他掌权者在以后面对类似情况时多一层顾忌；如果关于人事变动的信息是公开透明的，在事件中遭到处理的官员就难以在后来又官运亨通。

这种政务透明，是现行体制下最具可操作性的遏制方案。因为它并没有直接损害超人们的既得利益，只是削弱其进一步攫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因此，至少在大义名份上，他们无法公开反对。但是，从根本利益立场出发，他们必然想方设法暗中阻挠。因此，政务公开究竟能否成为现实的国策，取决于最高领导人对遏制超人集团的重视程度及其政治魄力。由于《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至今尚不能进入立法程序，中国人难以对此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