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的中国改革与焦虑的美国国会

　　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于5月底结束。在仅仅8个月的时间内，这个由两国高级官员精心设计和推动的咨询机制，已成为一个积极联系世界最大和第四大经济体的活动框架。好消息是对话取得进展，坏消息是进展如预料般缓慢——显然，这个速度不足以化解在华盛顿政界已沸腾起来的焦躁情绪。

　　这次对话没有给我们带来重大惊喜。中方宣布同意扩大民用航空运输和金融服务业务的范围，及双方已在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领域达成加强合作的协定。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问题被特别抽离出来，留待日后谈判。我认为，这是非常清晰的正面信息。这些行动凸现了中国将坚守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承诺，幷且再一次展示了中国经济走向开放的发展模式——向其贸易伙伴逐渐打开进入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本地市场大门。

　　

中国的开放式发展模式与日本采取的把世界其他国家拒之门外的封闭式经济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年代，中国的开放发展比日本长期奉行的封闭策略，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

　　但美国国会也许幷不在乎这些。华盛顿面临的经济压力是直接来自美国的中产阶级。而理由也不难理解：根据美国劳动力统计局的数据，实际工资的中位数(即调整通胀后工人工资收入的中间水平值)在截至2007年首季末的过去7年累积总增幅祗有0.9%。在美国生产力强劲增长的背景下，这样的发展势头令人忧虑。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工资应该有按宏观经济的同比例增长。依我所见，这种贡献与美国工人回报脱节的情况是导致华盛顿政治矛盾的核心所在。

　　简易的应对方式是找祗替罪羊。在此，是把责任推在中国身上，因为对华贸易逆差在美国创纪录的多边贸易赤字上占到最大的比重。较艰巨的做法是探究导致实际工资增长呆滞的原因幷制定能纠正问题的政策措施。但由于缺乏恰当的解决方案和无法在“速战速决”年代耐着性子，国会选择了前者——拿中国当替罪羊。

　　过去几个月，我不断地就华盛顿在回应这一问题时所犯下严重的错误发表评论。我的评论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来总结，就是Trade(贸易)、Saving(储蓄)和Globalization(全球化)。

　　首先，美国国会的愤怒是基于认为工资增长呆滞与创纪录贸易赤字互为因果的危险假设。无论是从理论角度或实际经验而言，这种判断都是站不住脚的。此外，美国的政客没有从更广义的国内储蓄空前短缺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拒绝接受多边贸易赤字是根源于储蓄低水平的简单逻辑，幷错误地把中国作为解决贸易逆差的方法。最终，华盛顿幷不完全了解目前由信息科技激活的全球化超高速发展给领域广泛的跨行业(包括蓝领和白领)美国工人带来的沉重压力。简而言之，“修理中国”将给关键性的宏观因素造成巨大损害，而此举还可能触发报复行动从而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情况实在让人担心。

　　不足为奇的是，穿梭于美国国会的不同议事厅，我们几乎找不到半点正确看待中国的观点。中国在国会山被视为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敌人，它威胁着中产阶级的生计，幷且违反了全球贸易的法规和原则。在这个概念下，被忽略了的是中国在过去29年发展进程上实现的巨大成就，和给美国、亚洲其他国家以至全球经济带来的机遇。

　　同样被忽视了的是本质上仍然非常脆弱的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其特性正如温家宝总理最近总结中国经济形势时所表示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相反，美国国会对于仍面临着严峻发展挑战的中国经济非常苛刻，认为中国是来自发达世界幷拥有更优越经济条件的一位贸易伙伴。这是反映政界思维不合逻辑的典范案例。

　　美国国会似乎也不甚了解中国在短短30年内走过的历程。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取得的空前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多年来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单是从国有制经济向私有制转移，也包括了在资源配置上从中央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转移。这些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通过刚结束的第二次战略对话，两国同意向这个方向进一步推进。

　　过去30年，中国在权衡改革步伐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步步为营，它绝对不会仿效前苏联采取的休克式疗法。我认为，“坚持渐进步伐”最能形容中国近30年来改革的特色——没有走回头路，有的是稳步和坚持不懈的向市场经济迈进。这种策略与华盛顿政客总想“快速见效”、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理念南辕北辙。

　　我有幸出席第二次战略对话的闭幕式活动，包括欢迎15位部长级中方代表团的招待会和随后由副总理吴仪代表中方谈判团向大会致词的晚宴。吴仪与在晚宴上也有发言的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提到了一点：战略经济对话是致力于建立中美两国长期经济关系的一个机制。按定义，它是一个为实现渐进成果而设的机制，而非如国会山所体现出的为短期问题“寻求伟大解决方案”的架构。这凸现了推动美中双边关系的两股力量的分歧——对话机制的渐进式部署与国会较严苛的快速修补理念。然而，有别于去年12月召开的美国国会完全没有介入的第一次对话，刚结束的峰会包含四个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主要立法议员会面的会议：一个是与众议院领导人会面、一个是与参议院领导人会面、以及分别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进行的个别会议。

　　当被问到与美国国会谈判的情况时，吴仪以其发音标准的英语回应说：“Very difficult”。这强化了在她预先拟定的致词中已提到的对于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存在误区的忧虑，特别是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她还重申先前表达过的顾虑，对于美国最近就知识产权问题向WTO控诉中国所表示的：“那与双方领导人已取得的共识背道而驰，幷可能严重影响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既明确且令人担心的信号，假如美国国会真的向中国发出战书，实施贸易制裁，报复性行动可能会一触即发。

　　对于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来说，渐进式改革战略在过去近30年里行之有效。可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步伐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目前正主导着美国国会和政界、舆论的尽快大幅度升值人民币的诉求。因此，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缺陷：中美分别派出历来最大阵容的高级政策官员参与这次对话，但观乎其成果，美国的保护主义者政客大可把预料中的坚持渐进式步伐视为谈判的完全失败，幷为他们的出手争取更坚实的证据支持。

　　因此，我悲观地维持原有看法，即认为有约六成的机会，美国国会将于2007年底通过一项能够避开总统否决权的禀呈世贸控诉中国的法案，幷针对在美国出售的中国产品实施大范围的贸易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