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我一直在问自己，十年后，几十年后，人们会如何看待香港回归？如何看一国两制的发明者邓小平？
邓小平自己也知道，一国两制只能是一种过渡状态。早有人指出，一国两制的最终结果不是大陆香港化，就是香港大陆化。不过，十年来香港和大陆社会的巨变，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大陆和香港都在走向“犬儒化”。尽管大陆和香港仍存在重大的制度差异，但两地社会文化形态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趋同于徐贲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现代犬儒主义”，而邓小平是这种社会形态无可争议的主要缔造者。
不容置疑，不仅是香港，今日的大陆都要比极权社会‘自由’ 的多，但正如徐贲先生指出的，“这种‘自由’是极有限度的, 因为它是一种受制者的自由。统治者随时可能进行干涉，受制者和统治者都知道这一点。正是这种受制地位, 使得受制者即使在不再相信统治者的情况下, 也必须按统治者所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
这种由“强人”带来的的假装相信的游戏和伪自由，会把香港和大陆带向何处呢？难道这就是中华民族赖以“崛起”的基础吗？香港回归十年来的历史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假装相信统治者的游戏和受制者的伪自由不仅不能让我们的民族获得真正的尊严，而且很可能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灾难。
大陆丑闻连连曝光，给粉饰升平带来巨大的困难。山西“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这一丑闻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种伪自由之下的大陆社会危机深重的严峻事实。稍有常识的人都能从这一事件看到，大陆存在著危机恶性爆发的危险。
一个伪自由的中国为何对世界也构成威胁？因为这个伪自由的中国已经把自己的经济和世界经济捆绑在一起，而这一点恰恰与香港的回归直接相关。邓小平借香港回归，找到了一条维系扭曲的大陆经济的出路，同时也把中国社会危机的风险与廉价商品一道，输出到整个世界。而香港回归十年之际，世界已经幵始发现，这些用中国农民工的血汗加工的廉价商品，到头来并不见得便宜，因为他们自己的环境和社会也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邓小平在多大程度上要对他死后的事情负责？毕竟“一国两制”不仅给了大陆打破内部改革僵局的机会，也给了香港走向民主自治的可能。邓小平是否仅仅作了他的时代允许他作的事情，苛求于他是否有欠公正？这些问题都将长期被人们争论。
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谈判的回忆录将成为后人评价邓小平历史地位的一份重要史料。与邓小平谈判失利后，撒切尔夫人在大会堂的台阶上跌了一跤，成为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一个细节。但撒切尔夫人究竟为何会如此失态呢？原来，她为邓小平的冷酷而震惊。她看到的邓小平，可以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不惜牺牲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这是当年迫使萨切尔夫人就范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前的中越战争和此后的六四惨案，都印证了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的判断。
权衡邓小平功过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还在应用这种冷酷的政治算术是否最终导致了与他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不仅没有增加中华民族的生机，反而再度让中国深陷泥潭？香港回归十年之际，作最后的评价可能为时尚早。不过，九泉之下的邓小平，看见胡锦涛在香港冷落民主派，应该焦急，因为只有民主力量在香港的胜利，才能够说明，他当年坚持“一国两制”，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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