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16日的一审开庭，到当月29日的一审论死，再到6月22日的判决生效，随后又经过了最高法院的核准程序，赶在今天上午便能交付执行，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转眼间便已作古，前后还不到两个月。在我的印象中，能在半个月走完一段“程序”，有幸享受如此便捷“服务”的高官，除了雇凶杀妻案的河南省副省长吕德斌，恐怕也就只有郑筱萸了。果真是“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死刑复核权的收归最高法院，既没能让邱兴华多捱过一个新年，也没能在郑筱萸大限降临之前瞬间显灵，“刀下留人”的奇迹，到底没有发生。
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筱萸（小雨）来得正是时候”。最高当局如此快刀斩乱麻，将郑筱萸一杀了之，在短期内固然能收到震慑之效，却也让郑案的所有正当程序，处处难逃具文之讥。郑氏想必意识到了自己在劫难逃，否则便不会授权律师悍然公布行贿者的名单。直觉告诉我，表面上正当程序背后的推手，便是当局彰显反腐决心的急迫心情，是杀掉个把贪官以平息民愤的惺惺作态，也是杀鸡给猴儿看的一厢情愿。只不过早就在期待着贪官倒霉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公权力杀人，从来也不会简单到只是一幕喜剧。
各界表现出了普遍的欢迎，民间自然是处处叫好，学界竟然也频频颂圣。似乎杀掉郑筱萸能一举多得，既彰显最高当局的反腐决心，又能给贪官们以当头棒喝，“痛下杀手”后的重振纲纪，恍惚指日可待了。想必郑氏的众多旧部，其中亦不乏曾经百般攀附之辈，如今也纷纷谴责郑氏让整个系统蒙羞了，不仅丝毫不念老领导开创药监事业的功绩，更不敢反思郑筱萸走到今天还有若干体制原因，似乎郑氏之死一概与他人无涉。只能说和谐社会世风日下，遥想当年以董卓之恶暴尸街头，身后尚有蔡邕伏尸饮泣念其知遇之恩。倘若郑筱萸泉下有知，也会慨叹自己何以会如此萧索。
如此说来，虽说郑某人死得不服，但想想权当是在为齐二药、奥美定、欣弗的万千受害者谢罪，也只好心下释然一了百了。但假如郑筱萸该死，我敢说恐怕在位者几乎无不该杀。我只是担心，真照这样一路杀下去，恐怕在阴曹地府里很快便能凑齐一届新的内阁 -- 想想眼下这三千名省部级官员，个个儿屁股难得干净，乌纱帽又都连着各自吃饭的家伙，还真说不准下一个就会轮到谁。
郑筱萸的不服气，不是他罪不至死，他也的确罪孽深重死有余辜，而是在于他被当成了反腐大戏的祭品。通过这套移花接木的把戏，郑案中玩忽职守罪的恶劣影响，被偷换成了受贿罪中的“情节特别严重”。如此这般的隐情，是因为就算情节无比恶劣后果极端严重，用玩忽职守罪无论如何也要不了他的命，而受贿罪虽能论死，量刑标准却主要应当凭“数儿”说话！既然谁都在收没人不收钱，何况“收钱也是为了送”，既然“千里为官只为财”，而党员是人官员不是神，既然按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低费率”收的还不够送的，一想毕玉玺修路收了六千万还活得好好的，再想想多收了不少钱的马德韩桂芝还在颐养天年，“组织上”单拿自己的脑袋“彰显反腐决心”，郑筱萸做不到慷慨赴死以大局为重，也在情理之中，他咽不下这口气。
作为死在曹操刀下的一位小仓官儿，郑筱萸之死可谓死得其所和“死得伟大”-只要他的死能让曹操感觉划得来就足够了。他的难逃一死，缘于他的不得不死说到底，郑筱萸既非死于受贿，也不是死于玩忽职守，他死就死在自己倒霉，他是坐错了一把椅子。郑筱萸不该在药监局局长的交椅上受贿，更不该在事关公共医药安全的敏感岗位上玩忽职守。但是话又说回来，腐败只能靠山吃山，书记卖官组织部卖顶戴蔚然成风，商务部卖配额市长卖工程前腐后继，法院没的可卖便只能卖卖判决书了。既然郑筱萸职责所在只管药监局这摊事儿，吆喝着这个不卖这个恐怕也就没的可卖了。换句话说，倘若郑局长开着药监局的买卖，却整天吆喝着向江湖游医兜售开业牌照，丝毫不顾及卫生部张文康高强部长大人们的内心感受，或者异想天开想吃吃国家大剧院设计师、承包商和材料商的回扣，那才能叫玩忽职守和严重不负责任。赶上了反腐倡廉的风口浪尖儿，手底下频繁出事让和谐社会只配构建在地缝儿里，逼着人民法院这回不得不把死刑判决书卖给中央政府，于是乎倒了血霉的郑筱萸郑大局长，便只剩下了死路一条。
郑筱萸虽然死了，既不是优秀党员更没能经受久经考验，但我们至少得说，他并不比别的同志坏，而且他一定不是那个最坏的同志！作为死在曹操刀下的一位小仓官儿，郑筱萸之死可谓死得其所和“死得伟大”-- 只要他的死能让曹操感觉划得来就足够了。他的难逃一死，缘于他的不得不死。
但是，公正不仅应当体现为程序上的公正，而且还需要表现为结果上的公道，量刑也只有顾及到底线的平衡，才能不至于有伤公道。只可惜“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事已至此尘埃落定，恐怕也只好认了。可以肯定的是，郑筱萸并非第一个死于国事的高官，假如权力不受监督，那么他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仓官儿”。“杀了郑筱萸，自有后来人”，可以断定，转世之后的郑局长，两三年后又会是一条好汉。
浦志强 2007年7月10日（原题：死得其所和不得不死 --我看郑筱萸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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