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不少人曾对十七大的政治决定怀抱希望，但事实上，自后毛泽东时代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从未作出过重要的政治决定。真正的政治决定都是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上届某次党中央全会上作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底牌早就掀开了。想看新东西，至少还要等个七、八年，等到下一代领导人正式亮牌之时。
本次大会就实质意义而言，除了作为第三、四代领导权力交接的完成仪式外，主要就是分肥。每5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实质是中国最大的分肥会，这种分肥，就体现在每届人事安排上。说它最大，一方面是因为它分配的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更因为，在中国这个政治社会，政治权力主导着其它资源的分配。
但此次分肥再重要，能够参与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观察家们更关心的是分肥的方式与过程。如此大的利益分配，争抢之激烈可想而知。但人们看到，在这种激烈的争夺中，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仍遵循了一定的规则和逻辑。甚至可以说，十七大区别于以往的最大特征就是，“规则”的份量越来越重，个人意志的影响越来越小，无论此一个人是谁。正如何频先生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共这架政治机器似乎已经苏醒过来，突然拥有了自我意志，其运行不再以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意志只能在规则下发生影响，在规则的框架内制造一些变化。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既然是分肥，利益争夺不可避免。在后集权时代，由于没有哪个人的个人权威能大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需求，所以最后结果必然越来越依赖于达成某种妥协。规则越多，可选择的空间越小，相互间分歧越小，从而越有利于达成妥协。团体规则其实是一种降低妥协成本、减少内耗的工具。个人权威相对于团体越轻，团体对规则的依赖越大。如果说毛泽东凭其个人的巨大威望能够独自决定进行修改规则的尝试（文革是顶峰，毛的决心太大，希望彻底砸烂重造，结果最后还是没能拗过规则），邓小平凭借文革积累的巨大反弹，借助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等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改规则的逻辑的话，此后的领导人似乎已只能遵循规则本身的逻辑，进行一些小的修补增删。这种“规则”在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政治，它在十七大的具体表现是：
一，十七大常委名额虽有9人之多，但真正能够进行选择的，其实只有4人，其他5人早已经被规则所锁定。在后集权时代，除了贪腐案发、年龄、健康等原因外，没有人能够令有资格参与决定最终分肥方案的高官
退出，即使江、胡也不行。而依据“反贪不涉常委会”的潜规则，能够令常委退出的只剩下年龄、健康原因。年龄不到，鬼神没辙；年龄一到，仙佛难留，这就是规则。
二，剩下的4人，其选择也须遵循规则。规则之一是由邓小平所阐明的执政经验：无论何时，执政党都需要树立一个权力核心，并及早保证此核心的独尊地位。此核心不但要对全党、对下属有着一定的节制之权，而且对最高层即政治局常委会同僚亦须有一定的节制之力。正是这种“一个核心”的结构，保证了整个执政集团最基本的利益需求，即权力运行的稳定性。这种保证稳定的方式，无疑具有权威主义特征，虽然政治权威必将越来越弱，越来越受到规则的束缚。
三，由此也可见，执政集团成员虽然彼此存在利益分歧，在分肥时免不了磕磕碰碰，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还是有着共同的长远利益，这一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持政权稳定。许多官员、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可能集体“合谋”自觉不自觉损害政权稳定，这是因为政权稳定与否，对他们而言是遥远的，与他们自身行为的相关性不甚明显。与他们行为相关显著的，是自我利益，所以他们普遍将自我利益置于“维持政权稳定”这一集团的长远共同利益之前。
但在执政高层则不同，这一层次的人能够时刻感受到维持政权稳定的压力。因此虽然可能他们在个人行为上也免不了服从个人利益而损及政权稳定，但在需要他们共同作出决定的事情上，“维持政权稳定”成了不可越雷池一步的金科玉律。显然，党代会人事安排就是这种需要最高层集体商讨决定的事。也因此，“维持政权稳定”成了左右十七大人事安排的最高法则，利益博弈只能在不损及稳定的程度范围内展开。
四，十七大人事安排的有序性不但说明江胡关系没有影响权力的代际更替，而且也说明此次最高权力的更替已经顺利完成。自此而后，江泽民虽然影响力仍在，但已不再是可以左右中国未来的铁腕人物，而只是硕果仅存的政治元老中最重要的一员而已。这种“禅让制”的接班模式，从邓而江而胡，规范已经成熟。如果不因严重危机引发大的意外，预计这种程序和规则将沿袭相当长时期，中国也将在这种政治结构下延续相当长时间。
由上述结论又可延伸出几个推论，其一，既然十七大的主题是分肥，大会所遵循的规则实质即分肥的规则。规则越多、越强，说明分配的格局越固定，越难以改变或打破。党内权力运行规则化的另一重含义是，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越来越固定化，既得利益集团或曰特殊利益集团对利益的垄断越来越难以撼动，甚至可能越来越被强化。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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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利益格局固化、权力运行越来越规则化的情况下，执政者个人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纵有雄心壮志、绝艳惊才，也难给现实带来太多变化。中国的轮盘只能在规则的主导下缓缓转动，涉及到规则的根本性变化，只能产生于急迫而严重的社会危机。没有足以威胁执政集团整体利益的危机，不可能有大的变革。邓小平改革其实也是危机下的应变，甚至就连前清也是因危才思变的。
这种危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能够在短期内对中国的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冲击的危机，例如经济衰退与外部环境的风云变幻；另一种只能在长时间跨度上才能表现出明显影响，一步步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能力，例如权力腐败、官民冲突、贫富对立等。古代中国的历届王朝，都是先被后一种慢性病逐渐折磨成弱不禁风，最后就连伤风感冒都成为绝症，终于一命呜呼。进入工商时代，社会基础、外部环境均已不同，社会变化的轨迹或许也将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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