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虽然仅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但是没有经济发展显然更是不行的。且不说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之解决高度依赖于经济发展，仅从民主制度治理政治腐败和社会分化的实际效果看，也与经济发展的水平高度正相关。这方面最显著的例证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南韩、台湾，与经济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南亚、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地区之民主化效果的迥然有别。虽然对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作多种具体解读，也有很多人对此现象困惑不已，但自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竟然无一例外的这种重复性表明，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似乎确实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后发展国家仅靠民主化解决不了政治腐败与贫富分化等问题，一定的经济发达程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实现其所构想的有效性的前提。
由此似可得出结论，民主制度的有效性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递减而递减。如果此一推论成立，那么在当下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上，推行民主制度的效果就颇值得怀疑。当然，仅此并不足以构成中国民主化进程应该“缓行”的理由。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能够顺利完成民主化，至少在治理腐败和分化这两方面，结果未必会比现状更糟，因为现状已经够糟。何况，在民主制度下，政治权力毕竟或多或少有所顾忌，民众也在一定意义上享受了政治参与的权利，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但是，这种前景尚不足以支撑“民主即行”的理由。在当下中国，民主化须面对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有效避免政治转型期的动乱之险？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冒然走向可能导致整体秩序紊乱、经济社会水平大幅倒退、甚至可能引发严重人道危机的险途，显然是不可取的。
难题之二是如何保证在转型后能够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保障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下的经济发展，应对社会分化与矛盾趋于激烈背景下的稳定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大难题或许只是同一个问题。
民主化的悖论在于：经济发展是民主制度有效性的前提，而社会稳定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又是保持稳定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晓光、王绍光等人的政治保守主义才是对的，左右翼许多人都错了。
由此亦可见，所谓“民主化条件成熟”，有着良性与恶性两重所指。良性系指社会能够满足“避免转型风险”和“转型后建立强有力中央政权”这两个条件，恶性系指现行体制已无法维系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良性、恶性二者但居其一，民主化的条件就成熟了。因此，此二者也可视为是现行体制生存条件的上限与下限；现行体制的生存空间，即在此二者之间。由此即可理解执政当局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执着、对政治改革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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