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韧来稿：一个大陆人的“台独”观

万维读者桑韧来稿：我的祖父曾在台湾生活，十九世纪末，台湾沦陷，随着家人撤回大陆，落脚安庆。于是，我的籍贯便成了安徽。都说“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可如今的人们又有几个能说得出爷爷（更不用提奶奶）的名字，数得清祖先漂泊的足迹呢？

记不得爷爷、奶奶的名字大概算不得“数典忘祖”，人在现实中生活，首先得面对现实的需要。按马斯洛的说法，现实需要由低到高，先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然后是社交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解决低层次的需要，大约与爷爷奶奶无关，面对高层次的需要，就和爷爷奶奶脱不开干系了。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人们总要踩在前辈的肩膀上开始现实的攀登。生命个体如是，民族整体如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亦如是。

民进党执政七年，独立意识高涨，“正名”、“入联”似乎成了台湾的头等大事和核心利益。那么多“民意”支持入联，表明台湾人内心深处被尊重的渴望。这种“高层次”的情感需要看上去是合理的。身为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的台湾，在国际社会竟没有个“身份”，这是台湾的尴尬，也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尴尬。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转型，从皇权专制转向民主共和，从“以君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古代文明转向现代文明。这个转型期到今天还在持续着。转型的过程即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主要是中国影响周围的世界，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后，则主要是世界影响着中国。这当中，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美国、俄国、日本。海峡两岸的分治和对峙正是历史转型期这三个国家影响中国的标本和证明。

我不曾踏过台湾的土地，却总对那里的事情牵肠挂肚。不仅因为先辈曾在那里滴汗、滴血、滴泪；更因为那里的波谲云诡关系着中华民族多舛的命运。如果占了人类总数五分之一还多的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重新捉对厮杀，那无疑将是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以后最大的人类灾难。和平------既是人类最基本的安全需要，也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中华民族走到了新的历史关头，作为来自大陆的草民，我想和台湾的草民（主要是本省籍的草民）说几句心里话。

一：关于国家。

要独立建国，应当先把 “国”的定义搞清楚。地球上原本没有什么国界，至少在青铜器出现之前，地球上不会有国出现（因为拿着石头作兵器的军队不可能对领土实行有效的控制）。不管政治学经典给“国家”规定了多么繁复的定义，“国”的实质不过就是统治者的控制范围。现代的国家是族群和民族在长期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组织。是我们现代人必须面对的历史遗产。国界的划分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然的；国家的存在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对于统治者来说，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可能是大事。但对于升斗小民而言，统一或分裂并不比吃饭重要。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延续了几千年，那时候的“国家”是皇帝一家人的“城廓”和“社稷”。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过是鼓动草民呈匹夫之勇为专制君主卖命的屁话。
国家并不是人类社会终极的组织形式（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地球上有76个独立国家，而现在是193个会员国。国与国之间人口和领土的差距悬殊，显然不符合适度规模的经济学最优确定和政治学的平等原则）。国家的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盛极一时的苏联解体为十多个国家，而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欧洲正在悄悄地取消国界，探索新的国家联盟形式。经济全球化改变着旧的国家职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界不能再是禁锢思想的铁幕。国家规模大，在降低成本、整合资源、防止外部入侵方面具有优势，但规模小也有小的好处，当今世界，国民幸福指数名列前矛的国家并不是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的大国。

什么是最优的国家规模？什么是最佳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留给子孙后代回答。

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普世的现代文明准则中，国家不再是草民必须顶礼膜拜的神圣；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官员不再是骑在草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只是公民用手中的选票选择的公共事物管理者。

二十世纪中叶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的日子（1948年12月10日）应当被看作人类跨入现代文明的起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社会即全体人类的名义确认了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一个超越种族、国家、民族、宗教及意识形态界限的人文诉求：“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类的未来靠什么来保证？什么是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从二战的血泊中爬起来的人类终于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每个生命个体的尊严和平等权利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权至上 ！这是人类经历了若干万年的磨砺慢慢积累起来的一种觉悟，是人类告别“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丛林法则，从古代文明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个人的权利一向是微不足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高于一切，国家高于一切、“忠君报国”被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我们当然爱自己的国家，因为国家给了我们蔽护、尊严，让我们有了安全感和文化的认同感。但如果国家剥夺你的尊严、限制你的自由、损害你的利益，甚至任意把你关押、迫害、让你生不如死，你还会爱这个国家吗？现代人有权拒绝一切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罪恶，比如大陆发生过的“文化大革命”。“人权”高于“主权”。就是选择“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党为本”或“以国为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社会成员的户籍标志。政府是用纳税人选择的“物业管理公司”。国家是重要的。但无论怎么重要，也是人的“身外之物”，而已而已。

二：关于独立。

“独立“在台湾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极，被赋予了一种并非其本身固有的理想乃至精神色彩，这一点在“入联造势”中得到巅峰体现。“独立”在台湾早就失去了戒严时代曾经有过的那一份反抗专制的纯洁和理想，沦为政客的牟利工具和选战兵器。要说独立，台湾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了。台湾具备了独立国家所应当具备的所有政治、经济、军事要件。为什么这个独立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并不是人家不愿意承认你，而是中国大陆对你的独立说不。真想独立，就得想办法解决爷爷奶奶留下的历史问题，就得让十多亿大陆人理解你的诉求，就得和大陆谈判。 所谓“成为联合国的一员，充分享有国际空间”，这首先是政客的需要而不是民众的需要。全世界都知道，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但台湾人在国际社会享有的尊严和便利远多于大陆人。“国际空间”是政客在国际舞台出风头的空间，与草民何干？一方面拒绝和大陆接触，一方面关起门来炒作“入联”之类的伪问题。独派的大佬们并不是真想独立，他们只是在表演独立，只是想扮演“独立英雄”。

现代社会，不论追求统一或追求独立，都应以获得经济文化的活力，造福人民为目的。时至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超越，包括超越传统的国家观、民族观、统一观、独立观。欧洲人已经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们的努力显然是超前的，也肯定还会遇到很多曲折。但欧洲人的试验证明，抛开旧的独立观念，建立“新的国家结构”是可能的。欧洲由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由独立国家林立的火药桶，成功地转型为在所有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上建立的国家联盟，原因诸多。其中政治家的理想主义、勇气和智慧尤其值得钦佩。我曾经在取消了国界后的欧洲乘车旅行。那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想到欧洲的政治家们已经在为欧洲勾画更美好的未来，而亚细亚的政客还在为鸡零狗碎恶斗，真不免百感交集、悲从中来。

中国文化有个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情结。“统一就是进步、分裂就是倒退”是学界和民间意识形态的主流。这其实是个误区。翻开中国的大历史，思想最活跃、诞生文化巨人最多的年代恰恰是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年代。政治相对清明、科技进步最多、经济发展最好、百姓生活质量提升最快的年代也恰恰是国土分裂、外患频仍的宋代。统一的很多弊病并不是统一本身所产生的。分裂时期出现的很多积极的因素，其实也不是分裂的优势，而只是因为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央集权专制的弊端。

何为独立？就是要在大历史、大民族的背景下追求自己独立的发展空间和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实质自由，去享受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包括人们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的能力；包括诸如平等的受教育权力、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权利。这样的独立不仅台湾人有权力追求，中国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都有权力追求。

斗转星移，同属二战后遗症的两德实现了和解与统一，两韩实现了互动与和解。海峡两岸为什么不能？除了两岸政治人物的自私和短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少了些宽容、少了些超越与升华的灵气。

台湾不缺少独立的激情，缺的超越与升华的气魄。

台湾不缺少向大陆叫板的“勇士”，缺的是缔造和平的智者。

三：关于“悲情”。

一个距大陆不算太近也不算太远的地理位置，一个不算太少又绝对不够多的人口比例，决定了台湾这个近海大岛与大陆分合不定、若即若离、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决定了台湾从不曾产生过本土政权的历史，决定了台湾不能象北美或南美移民地区那样可以经过抗争脱离原宗主国走向独立的宿命。
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孩子对母亲不可能没有怨恨。被大清国丢弃，持续五十年的低日人一等的“皇民”经历，是老一代台湾人心中的痛，也冲淡了对中国的归属和认同。但殖民统治所实行的彻底的“去中国化”，没能改变台湾的中原礼仪、江南风雅、闽粤习俗。也不可能去掉台湾人的民族属性。殖民者可以去中国化，但没办法“去中华民族化”。语言、文字、饮食、习俗、血缘-----都是去不掉的中国根。国共内战造成台湾光复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不可避免的省籍摩擦。虽然后来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只惠及外省人。然而，这种惠及还不足以弥合已经形成多年的省籍裂痕。民进党就是在这个裂痕中生根发芽并成长为执政党的。“悲情”成了绿营选战致胜的独门秘器，选战高手们在省籍裂缝中强化出族群对立，又将其扩大为国家认同的对立。台湾四百年的开发史被他们云里雾里地描述成被大陆侵犯、伤害、出卖的历史，这些人似乎忘了自己的先辈是怎么来的台湾，忘了他们个个都是外省人的后代，忘了没有大陆移民的冒险投荒，建设开发，就没有今天的台湾。血缘和文化把分居两岸的亲戚联在一起。大陆与台湾，不存在谁欺侮谁，谁占领谁的问题。好象除了原住民，没有谁能以台湾的主人自居。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也只是先来与后到的区别，只是当过和没当过“皇民”的区别。

由于多年的隔绝，大陆人对台湾人百年来独特的经历与情感缺少认知和关注。同样的原因，大多数台湾人也不一定知道，一百多年前的“马关条约”是大陆人心中永久的痛。从那以后，中国被一衣带水的邻居欺侮了五十年，直到二战胜利才彻底的结束了那段被欺凌的屈辱历史。此“悲情”非彼“悲情”，是台湾人不曾体会的别样感受。台湾的光复是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容忍台湾脱离中国，就等于是对千千万万抗战死难烈士的亵渎，就等于给当年的法西斯侵略者翻案。这显然是任何一位大陆当权者都不愿做也不敢做的事。不论现在的大陆人对一党专制带来的绝对腐败多么深恶痛绝，但一提到台湾要脱离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会坚决反对，相当多的人会支持动武。这是板上定钉的事情，根本用不着民调。

多数人的情感总是合理的，但合理的并不是总是正确的。当社会中绝大部分人在舆论的作用下对于某个事情形成很类似的想法，就会忘记解决问题还有其它选择。野心家常常会利用公众情感，以煽情的方法阻断人们的正常思考，制造出历史错觉，形成所谓的意识形态霸权。从心理学角度看，一个群体很容易在意识形态霸权的误导下进入个体所不敢、不愿表现的歇斯底里状态。这样的例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现在的台湾都不难看到。“悲情”往往是意识形态霸权的序曲。上点年纪的大陆人都会记得，那年月每逢要开展新一轮斗争，总要先搞“忆苦”。通过“忆苦”，煽动起大众足够多的悲愤与仇恨，以投身统治者预设的政治争斗。在意识形态霸权的作用下，大陆曾经有那么多的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成了一个人的社会实验品；而在台湾，现在有那么多的人成了一个人的赌注。

大陆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此话送给拿台湾作赌注的那一个人是很恰当的。然而，流氓就真的谁都不怕吗？未必。流氓怕谁？怕更大的流氓！

谁是更大的流氓？我们得走着瞧。

造化弄人，六十多年前的国共内战让中华民族痛失跻身世界强国的历史性机遇。随后的韩战让日本咸鱼翻身，一跃成为二号经济大国。二十一世纪伊始，中华民族又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未来，我心存忐忑。当凶猛的选举动物被逼到死角，天晓得会使出什么狠毒的招数。面对未来，我又充满信心。因为从大历史的眼光看，大陆的一党专制、台湾的民主乱象都是中华民族历史转型期不可避免的过程，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历史选择了台湾作中华民族的民主试验田。台湾的民主经验将是对整个中国、也是对整个人类的文化贡献。历史在进步，不管怎么说，打选战强于打内战，拚选票胜过拚刺刀。
我期待台湾人活出台湾人独立的品格，独立的个性、独立的思想。什么是独立的思想？用哲学家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丢掉幼稚的东西，使用自己的理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思考。”这，就是一个大陆人的“台独”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