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模糊”政策的失败

  　几十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认为它在台湾问题上实行的“战略模糊”政策行之有效，既避免了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又维护了台海地区的和平。而一些专家学者也有类似看法，认为美国模棱两可的态度使它在台海问题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因此获得了巨大利益。

　　毋庸置疑，自从两岸分治以来，台海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在大陆和台湾两边予取予求。但这一切是否就是“战略模糊”所产生的结果？

　　从台海局势的现状看，笔者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战略模糊”只是权宜之计，不仅没有给台海地区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使该地区一直酝酿着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一政策虽然为美国带来了不少短期和现实利益，但却越来越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和长远利益。简言之，“战略模糊”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故作姿态的“纸老虎”

　　

美国公开宣称的对台政策，是既反对台湾独立，又反对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至于台湾宣布独立导致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是否要出兵协防台湾，华盛顿一直故弄玄虚，含糊其词。

　　在理论上，由于意图难以捉摸，决策不可预测，海峡两岸都有所顾忌和畏惧，不敢轻举妄动，而美国却能够临机决断，进退自如。但实际上，由于这一政策的缺陷十分明显，所以经常遭到台海两岸的“战略藐视”。举其大者，其易受攻击之处有二：一曰自私自利，二曰缺乏自信。

　　所谓自私自利，是指华盛顿企图以廉价的心理威慑手法，在免予受到任何约束的前提下，使两岸保持不统不独，永远卡在相互牵制的悬空状态，以便它永远有机会收渔翁之利。所谓缺乏自信，是指华盛顿不敢公然挑战北京维护国土统一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敢轻视中国收复台湾的能力和决心；不能肯定美国民众到时是否愿意支持军事介入；不敢设想卷入台海冲突之后所要承担的后果。

　　在根本上，“战略模糊”的思维来自于美国既想干预又害怕干预的矛盾心理，来自于患得患失和犹豫不决的心态。只是因为借用了强大实力的外壳，这种原本空洞虚幻的政策才得以狐假虎威。在模糊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是一只“纸老虎”。笔者之所以认为“战略模糊”政策已经失败，原因正在于此。模糊是假，清晰是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岸局势的发展事态中，找到足够的证据。

刺激中国军力快速上升

　　在台湾方面，自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台独势力日益猖獗和肆无忌惮，在“废统”（终统）和入联公投等问题上毫不顾忌美国的态度，甚至一意孤行地公开予以对抗。这是因为，民进党当局很清楚，它追求台独的诉求和行动，一直被华盛顿视为牵制中国的机会。

　　可是，由于态度过于暧昧，华盛顿向台海两岸发出的信息经常是自相矛盾和错误的，结果被台独势力轻易利用，美国难脱干系。

　　台独势力的日益猖獗使北京穷于应付，这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北京最近两年来已经学会了因势利导，把台独势力造成的压力部分地转移到华盛顿方面，以寻求美国协助之名，迫使它公开站出来表明态度。美国反对台独是否心甘情愿，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台独势力和反台独力量的同时挑战下，它要继续含混不清地保持超脱，已经不再那么容易。

　　从北京方面看，“战略模糊”政策的适得其反，显得更加明显。美国的目标是要削弱中国诉诸武力的能力、意志和决心，但这一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还促使中国凝聚了全民意志，直接刺激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包括防范美国军事干预的能力。

实力下降将导致战略清晰

　　近年来，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军费增长幅度过大，缺乏透明度，战略意图不明，但却不愿反思是何种原因所导致。殊不知，美国对台政策越是模糊，中国就越有危机感，对美国的防范就更有针对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军事能力的快速提升，是“战略模糊”政策直接导致的结果。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美国企图利用台湾问题来阻挠中国发展的全盘战略没有成功。

　　“战略模糊”政策产生于冷战时期，建立在美国拥有明显实力优势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意味着，假若美国的实力优势在下降，这一政策的模糊空间也会随之缩小。

　　最近二十多年来，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使得中国以军事手段阻止台独的决心在增强，应对美国军事干预的信心在提高。只要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军事干预台海危机的意愿和决心，就会被最终摧毁。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愿直接卷入台海冲突，与其等到危机爆发时才匆忙抽身，还不如现在就放弃“战略模糊”，做出明智的决断。

　　中国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攸关其核心利益，在主权问题上不存在妥协的余地。美国刻意保持态度模糊，使中国徒增疑虑，更使它在潜意识中把美国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有这种后顾之忧，中国就不可能在攸关美国利益的重大国际事务中，毫无保留地给予合作和支持。

　　俯视当今世界局势，美国遭遇的挑战将越来越多。美国没有能力独自应付这些挑战，更不可能独撑天下，而必须寻找更多的伙伴来分担责任和义务，特别是中国。但是，要获得中国的全力支持，美国就必须重新评估台海局势与其全球利益的关系，包括承认“战略模糊”政策难有作为的事实。（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