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是中国民主进程的高地。厦门PX事件则是这个高地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意义将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更充分地展示出来。厦门市民主动参与公共决策，媒体最大限度地自由讨论，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职业范围提供专业意见;政府则开门决策，与民意良性互动，通过这样的现代治理模式，地方政府与市民达成了共识，实现了PX 项目的迁建，成功化解了危机。
又何止厦门PX事件。从重庆钉子户事件，到陕西华南虎事件，无不体现了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型的趋势。事实证明，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事件，初期采用社会治理的传统模式，非但没能消弭危机，反而使危机扩大和升级。而当政府向民众公开相关信息，民众参与到整个危机的处理过程之中，危机就迅速得到化解了。中国的社会治理一直是传统模式占主导地位，行政力量操控一切;这一格局正在逐步改观。社会治理向社会开放，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题中之义。这种题中之义越来越为朝野公认。
持续不断的公共事件，以及政府对公共事件的积极回应，折射了一个更深刻的趋势，也是2007年中国政治社会的一个深刻的变化，那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正在加快形成;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加快形成，以及现代传播手段、现代组织手段的普及，公民对公共治理的关注和参与越来越强烈，久已缺失的公共精神，正从逐渐发育的市民社会中全面复活。这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即从传统治理转向现代公共治理的最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政府转型，呼唤多年但进展甚微。原因就在于转型动力过于单一。只有当民意的力量，社会内生的力量与政治高层的努力相承接，相呼应，而形成强大合力，这种转型才可能真正启动，也才是可持续的。这一特点，从来没有哪个年份，像2007年展现得这么鲜明，这么生动。
而在政权体系以内，2007年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党内民主进程的提速。而党内民主最大的看点，就是分权制衡不再属于敏感地带，其必要和迫切，已经得到了正式确认，并开始步入操作领域。身处现代社会，执政党的转型过程，当然就是其自身的现代化过程，与现代政治文明全面接轨的过程。分权制衡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没有分权制衡，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就无从谈起。权力结构不科学，单靠道德和纪律制约，不可能使权力归位，权力滥用就无从杜绝。十七大政治报告特别强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党内权力结构的科学化、民主化，将是执政党现代转型的突破口，也将是我们民族走向政治文明的突破口。不仅在实际的政治运行层面，在价值层面，2007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高点。最高法院突破重重阻力，收回了死刑复核权，这对贯彻少杀、防止错杀无疑是关键的一着，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保障人权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于此不难理解，温家宝总理仰望星空，为什么会激起那么强烈的反响。星空不是虚无，星空中有无数良知的眼睛，那是人类良知的殿堂。关注每个人的命运，每个普通人的命运，每个弱者的命运。人的权利，普通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而在2007年成为最强音。以2007年为标志，中国向着普世价值、向着现代文明全面回归。“以人为本”的人从此不再是抽象的人，而落实为具体的人。“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这个庄严宣告，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源源不断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然，2007年也不是没有缺憾。我们现在的进步或许还不够快，但也正因为历史的拖累，我们本来就不可能那样轻歌曼步。政治改革进程是最艰苦的变革进程，只能点滴推进，不可能出现奇迹。其实一个国家的进步，本来就不应该寄望于奇迹，而只能寄望于常识，只能寄望于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坚守。常识的力量，常人的力量，才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最根本的力量。这一点，2007年历次公共事件已经有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已足以奠定我们的自信。
（作者系中国知名时评人之一，曾任《中国改革》执行主编，现为《南方周末》评论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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